我忧心的日子终于来临，一九四四年七月前后，全市骚动，老百姓再也不能安居，纷纷向乡村或山区疏散。到了八月中，整个城市已是人心惶惶，人人惊慌失措，满街车轮滚滚，向城外奔去。亲友见面，只顾得问声“你们走哪里呀？那里安全不安全？广西会不会沦陷呀”，便又急匆匆地走了。
战火笼罩着桂林，那一片热气腾腾的繁华景象已随风而去，白日商店既怕警报，又要疏散物资，生意顿时萧条下来，晚间虽还有电影可看，但大难当头，谁还有心去娱乐，去听宣传呀！
那时，仍有人抱着幻想，希望广西能再打个胜仗把鬼子赶走，但是谈何容易！大片国土已沦陷殆尽，就剩下一些边陲之地了。
随着政府机关着手转移物资到百色，疏散空气弥漫，官家眷属立时骚动起来。
当时的黄旭初省主席因病到重庆治疗，黄夫人随行，其他夫人太太们多有跟丈夫疏散到重庆去的，也有和儿女一起转移，只有我不知何去何从。丈夫在前线抗日，无暇顾及，儿子远在万里之外，难以照顾，侄儿嘉球一家在柳州，一时不能回来顾及，这时我真感到进退两难。
我家大伯以下，所有亲属都疏散回家，准备一吃紧便进大山沟去，我大哥进城来问我要不要回乡去。我一时委决不下，只好把家中衣服什物先行打点，给他运回家乡。我打算再等一下，希望德邻有个安排之计。
黄夫人临去重庆前来问我去不去。我是不愿跑到那地方去的，心想你跑重庆是同丈夫一起，我去跟谁呢？于是我说：“我回乡下去算了。”黄夫人说：“别人回乡下跑山沟可以，你是这样身份的人，即使敌人不来，那山沟中土匪若是趁乱洗劫，你受惊受辱怎么办？你如果不想去重庆，就随省府眷属到百色去吧！”
到八月中旬，整个桂林疏散的人群已如大河奔流，一发不收。
黄夫人临飞前又来对我说：“我要跟主席到重庆去了，大夫人你同我家人一道去，千万要走呀！你不走将来德公问起，我们主席不好交待啊！”
正当其时，德邻托人带来口信，叫我随同政府疏散，一切有政府照顾。此时黄夫人家属已整装待发，催我急行，我只好收拾随身行李铺盖等物，匆匆上路，家中由我大哥留守。
田嫂一直嚷着要跟我走，说是不放心我出这么远门，何况是走难，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想想路上肩挑手提的，没个有力的人确也不成，最后只好带我的厨师族叔六五同行，还带一个十五六岁的侍女春燕，以便随身呼唤。田嫂则暂时在家和大哥看守房子，等到紧急时才下乡去，帮我管管谷子。
我们是分乘几辆汽车走的，一路上只见公路两旁难民如蚁，有的坐大卡车，有的推木板车，有的坐牛车，多数是步行，一个个惊慌失措，面容憔悴，肩挑手提，拖儿带女。越走越艰难，只好边走边忍痛将所带行李丢弃。由于饥饿，小儿女哭到声嘶力竭，有些人眼看小孩活活饿死，也顾不上掩埋尸体，只能用衣服匆匆一裹放在路旁，又仓皇上道。一片哭泣声、诅咒声，生离死别的惨状，令人心酸下泪，目不忍睹。
车经雒容桥，眼看一列火车经过，上面人山人海，但见车厢里，车顶上、车底下都是黑压压一片。火车飞驰着，一路上惨剧不断发生。听说那车顶上的人因坐不稳爬不牢被颠下来摔死摔伤的，车底下因车身摇晃抓不牢跌下压死压伤的都不计其数。这哪能说是坐火车呢，简直是拿命去拼。还说是上得火车就算够幸运的。
再说留在车站搭不上车的人更是人山人海，加上行李物资堆积如山，便又成为日寇轰炸的目标。被敌机狂轰滥炸，机枪扫射，死伤之状，惨绝人寰。
受此深重灾难，老百姓对日寇恨之入骨。听说有一次在桂平某村上空打落敌机数架，老百姓一拥而出，人人手握菜刀锄头，只要看见敌机人员，不管是死的伤的，一律千刀万锄。
一路上所见所闻，更使人心焦如焚，心想与其在路上碰到什么不测，倒不如死在家中的好。心中一直后悔不该出来。
车经柳州，因有二三日逗留，我便到嘉球的机关去，一心要同他商量一下，我去百色是否妥当。其时嘉球的机关亦正着手疏散，一片忙乱。侄媳怀孕九个月，正在进退为难。本想叫她坐上我的小车跟我走，但她已是经不起长途跋涉的人了，何况还有两个孩子，只能随机关坐民船去象县一带，那里有大山可退，甚至准备必要时，男人拿起武器去打游击。
嘉球主张我还是跟随政府走的好，他们机关小，经费不足，保不定什么时候来个解散。若是机关解散，他打算携妻女到好友李焯岗家乡去避难，而我的身份与一般不同，怕招来不便，所以还是随政府行动为好。他说的与黄夫人大致相同，我便不再犹豫，决心跟定省府疏散了。
际此紧急时刻，我不禁心酸起来，眼看一些夫人太太们，有的跟随丈夫，远走高飞到重庆，有的儿女家人一大群，早已打点到安全的地方去了。只有我在这战火离乱中，似乎走投无路，难免埋怨起丈夫来，怪他毫不把我放在心上，让我孤苦伶仃地东奔西闯。但是想到丈夫身在前线，自身性命尚朝不保夕，怎么顾得上妻小？设使他在战场上死去，我又如何呢？再说，我自己又不愿到重庆去，如今跟随政府疏散，一切有人照应，与老百姓相比，天上地下了，何必还在怨天尤人呢！这样一想，满胸怨恨也就烟消云散。
与嘉球分手后，在柳州乐群社住了两天，继续赶路。辗转到过宜山、都安，才来到南宁。
那时我们坐在车中，任随政府叫去哪里就到哪里，叫走就走，叫停就停，主意全无。既已出来只好听天由命了。
记得到了宜山，说是暂时歇下，我们在宜山中学住了二十天左右，刚刚过了中秋节，宜山也不平静，便又经由都安到南宁。南宁是不能久留的，那里早已一片混乱，只在乐群社住了两天，便向百色转移。
政府在百色驻下，决定眷属再向凌云转移，经过几昼夜崎岖山路，我们风尘仆仆到得凌云，人疲马乏，个个都已累得筋疲力尽，再也走不动了。若是敌人连这弹丸之地都不放过，到时只好以身殉难了。
同来凌云的眷属都安排住民房，我住的房舍比较好，政府还派了一名勤务兵保护我这临时的家，这便有两个壮男和一个侍女在身边了。心中虽说略安，但是逃难在外，怎能睡得安枕？何况传闻越来越多，令人不寒而栗。有说日本鬼子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奸淫掳掠，无所不用其极。我们这些眷属一个个提心吊胆，不知何日大祸临头，也有身边藏把利刀，到时宁可玉碎，不求瓦全的。
黄旭初主席因病去重庆，广西省主席由陈良佐代。陈良佐到百色之后，曾亲来看我，备极安慰，说是李司令长官交代，好好照应大夫人。叫我万事放心，只要政府在，绝不使大夫人为难。听他这一番话，感到德邻虽远在千里，尚关注到我的安全，可以说是仁至义尽，我对他有过的几分怨气，也就一笔勾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