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五岁的那年秋天，我害了一场大病，几天水米不沾，烧得口唇都焦了。父亲着急去请邻村（ 村头村人 ）一位专医小儿的医生来看病（ 后来得知这医生就是我丈夫的先祖如玺公 ）。医生说不要紧，吃两服药就会好的。谁知，我服了药，烧还一直不退，脸色蜡黄，双目紧闭，已不知开口哭喊，眼看已是没救了，父母只好把我抬到灰屋去搁着，等咽气后才掩埋。也是我命不该死，一日一夜，只是奄奄一息。那时正值秋收农忙时节，父母不能守着我，和哥哥、大姐去忙着收割，二姐、三姐又都不敢去看守我，直到我母亲割禾回来，才眼泪汪汪地跑到灰屋去，以为我断气了，谁知我不但没有死，反而睁开眼睛，使劲地叫：“妈妈，我肚饿，我要吃饭！”把母亲吓得奔出灰屋叫喊。父亲赶忙来看，只见我已坐得起来，叫爸叫妈，直嚷肚饿。父母定了定神，这才又惊又喜，把我抱回房间，给我吃粥，我大口大口地吃。吃完粥，便要下地走动，这病好得也真奇怪。后来我和丈夫说起此事，他说是他先祖妙手回春，因为他先祖是个颇有名气的专治小儿病的医生，远近乡村都知名的，曾经医好许多得病的小儿。我的病是药力生效才好转来的。但人人都说是我的命大。这次我在灰屋死里还生的事，在附近各村都传开了，人家传说纷纷，有的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有的说神灵保佑，此命必定不凡。因此便都建议我父母要好生看待。父亲当时还半信半疑，恰巧那时村里来了个算命先生，父亲就请来为我算命。这先生先问我父亲要了我的八字（出生的年、月、日、时辰），对我瞧了好半天，看了立相，又看坐相，还要看行路相。之后满面堆笑，向我父亲拱手道喜说：“恭喜恭喜，你这个女是个贵人，我走江湖多了，从没算过这样好的女命，你女儿他日富贵双全，福寿过人，不但夫荣妻贵，且是两家人的福星，真是贵不可言啊！”父亲本来就信命，此时经算命先生的一番好话，他更深信不疑我是个好命女了。从此，我便真的受到一家人的加倍爱护，村里人也都把我当为福星。
不久，福气真的降到我家来了。所谓福气，就是我母亲竟在四十多岁时又再怀孕，生下的竟是个男孩。老年得子，实为稀罕，大家都归功于我，说是我命好，招弟。有了弟，一家人更是喜气洋洋。同村中有新生孩子的，都来问我母亲讨些我用过的衣物，说是沾沾福，是个男孩的便可长命百岁，是个女孩的也就希望她招来弟弟。
既然我生来命好，一家人便都另眼看待，吃的、穿的都与三个姐姐不同，以后逐渐不让我去做农活，只叫我学做些针线和手面功夫。因此，我从九岁起就学得一手好女红。如绣花、做鞋面、纳鞋底、趟鞋等，都是附近出名的巧手。而我的三个姐姐，一直做家务，做农活直到出嫁。到了夫家，她们更加辛苦劳碌，终身不曾有几天好好过一过。三个姐姐的命运都是苦的苦，累的累。二姐三十不到便给不争气的丈夫气死了，所生一个女儿被丈夫卖给人家，一个男孩后来由我供读到大学毕业。尽管她们一世受苦，但谁都不曾怨过谁，只晓得怨命不好。
农村一般人家，日食三餐红薯芋头拌煮的饭便算不错了，只有逢年过节才得见见荤腥。平时因吃自种的瓜菜特别寒凉，需要多吃辣椒相抵。因此家家都有一个结实的辣椒钵。记得我家的辣椒钵，被我不小心打破了一个角，一直还在用着，我做了国民党代总统夫人，回到家乡，这辣椒钵还在呢。
农村人生活清苦，男人们便利用晚上时间，去河里戽鱼虾，捉田鸡。捉到田鸡可以饱吃几餐，鱼和虾则拿来焙干备用，舍不得多吃。农忙时节，才加点菜，如炒黄豆，焖干鱼，也可以饮点酒。饮酒也只限于男人，女人是很少饮酒的。我家吃饭时常常是男女不同桌，因为男人吃的菜要比女人的菜好些，还要边饮酒，边抽烟。起初是农忙时节如此，后来家境渐渐宽裕，请有长年男工，干脆男女分桌吃饭。我出嫁之后，回家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