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接受尼采的思想，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借以打翻还在统治中国的君主偶象，挽救沉沦中的祖国。因此鲁迅早期的思想尽管运用尼采的某些口号和思想形式，但其内涵与整个尼采哲学的核心是不同的。就"任个人"来说，鲁迅指的个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敢于站在时代前列、充当"精神界之战士"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知织分子，而这种从奴性中挺立起来的具有强烈个性的精神战士，是引导大众获得解放的先驱，是敢于反抗强暴和压迫的同情弱小民族的英雄，而不是尼采式的"超人"，以强凌弱的侵略者，任意摆布人民大众的政治寡头。因此，对于尼采与拜伦这两种"精神界之战土"，鲁迅更喜欢拜伦。
在发表于这一年二三月间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鼓吹的就是敢于勇猛反抗强暴的拜伦式的精神战土。鲁迅纵观西方文学史，觉得拜伦、雪莱、密茨凯维支、显克微支、普希金、莱蒙托夫等"摩罗"诗人，都是这种战士。"摩罗"一词，源于古印度梵语，是"恶魔"的意思。鲁迅采用的这个译语则出自梁武帝以前所译的佛经。这在欧洲称之为"撒旦"，是英国启蒙主义诗人密尔顿的名著《失乐园》中的一个形象。十九世纪被英国宫廷封为"桂冠诗人"的骚塞，对以拜伦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派加给了"魔鬼派"的头衔，是因为拜伦打破宗教的传统观念，偏偏给被污辱的所谓"魔鬼"唱赞歌。例如他的浪漫主义剧作《该隐》，就是一个代表作。他在这个剧本中描写了这样的故事：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后，继续赞美驱逐他们的上帝，而具有反抗精神的该隐对父母和弟弟亚伯的卑躬屈膝很不满意，他不能理解，为什么驱逐和欺负父母的上帝竟是善的化身？正当他在怀疑的时候，堕落为"撒旦"的天使卢息弗在他面前出现了，他追求自由、敢于反抗上帝的精神，使该隐十分钦佩。该隐于是跟着卢息弗遨游宇宙，看到星球里也有死亡，就问道：既然上帝也创造死亡，为什么还被人认为是善的力量？卢息弗肯定地回答说，上帝并不是善，而恰恰是世界上恶的根源。拜伦就是这样用"恶魔"的观点来看上帝，鼓吹反抗至高无上的偶象。鲁迅所称赞的摩罗诗人，正是卢息弗这种傲岸不驯、真诚坦白的精神战士。他们敢于发前人所未发的"新声"，发"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时代最强音，敢于藐视神的权威而不惜被人视为魔鬼。他们为真理而勇猛地开拓前驱的道路。
这种具有强大个性力量的精神战士，与尼采式的精神战士不同，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两者都想图强，但爱憎却截然不同，"尼佉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是站在强者的立场，而拜伦等人，"亦欲自强，而力抗强者"，是站在弱者的立场。鲁迅更爱力抗强者的"摩罗"性格。鲁迅觉得，中国的兴起，中国要从精神萎顿状态中振作起来，正需要一批具有这种"摩罗"性格的启蒙家，像他们那样地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以打破祖国社会之沉寂和民族精神之偏枯，这样中国就有希望了。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弃医从文后所作的第一篇文学论文，它标志着鲁迅更坚实地踏上了文学的道路，并且是以一个勇猛的反抗者的身份踏上这条道路的。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为祖国呼吁精神战士，而且全面地阐述他的文艺观点。这些观点有的受到王国维的文学"非功利"的美学观的影响，有的则留下梁启超"文学政治功利化"的思想痕迹，在理论上认为文学"与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在实际的说明中却把文学的作用过分夸大，以至认为它是民族兴亡的"首义"，鼓吹文学救国。鲁迅这时还不满三十岁，文学观还不成熟，观点互相矛盾，但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他已经开始了对文学的全面探索，已经为中华民族创造巍峨灿烂的文学纪念碑安放了更多的基石。
鲁迅在1908年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中心点，即把精神因素作为中国社会改革的杠杆，显然是受了章太炎的影响。
在鲁迅心目中，章太炎最可宝贵的是学问与革命性兼而有之，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而章太炎当时认定的改革中国社会的道路，其中心点也正是在于激扬精神这一点。在改良派主张"兴业振兵"，输入西方科学技术以救中国的时候，他主张以精神、道德、宗教，而不是以物质、科学技术、进化来作为革命的推动力和社会改革的武器。因此，他反对一味崇拜西方，轻视自己，斥责资本主义文明的流弊。特别是在1909年鲁迅所作的《破恶声论》，受到章太炎的影响更为明显。章太炎出狱后在日本留日学生的欢迎会上，曾讲过一段著名的话，他认为中国当时最紧要的是两件事：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一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所以为佛教辩护，谴责破坏佛教的行为，号召祖国人民不忘自己身上环流着"炎黄之血"，正是受到章太炎先生的启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