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创始人们相信公司能够解决美国的“低风险经济”难题。战争已经结束了，是时候做点事情了。他们认为，新政繁重的税收负担和投资信托公司日益凸显的极端保守主义使得新建企业的资金变得越来越紧张。投资信托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在美国储蓄市场上占有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但是他们不愿意投资于风险较高的新企业。习惯与谨慎的心理让这些信托企业只把钱投资在高等级债券和蓝筹股上。弗兰德斯在担任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期间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45年11月，他在芝加哥面向美国证券协会的委员们演讲时简要地提到了这个问题。
对新企业的投资可以带来巨大的潜在价值。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挑选最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并且在各个项目之间分散风险。难道这不是尝试向企业提供发展资金的新方法所需具备的健全的商业基础吗？我们不能静静地等待古老的传统行业有朝一日会发展壮大。我们需要挖掘新的力量、能量和能力。我们需要把我们手上拥有的金额庞大的信托资源与那些寻求支持的新点子‘嫁接’起来。
根据他的理论，风险投资家的作用就好比是现代经济的“媒人”。他们把钱“嫁给”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和他们疯狂的新想法。结果是美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薪酬水平高的工作数量越来越多。
在创办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过程中，公司的创始人们都很清楚企业主义的动态化特性。他们意识到掌握着“庞大的信托资源”的机构及其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对发明创新并不在行，反过来，发明家们在研制创新产品时缺乏资金的支持，因此就像多里奥特诙谐的描述一样，他们“不顾一切地尝试新事物，结果变成了穷困潦倒的商人”。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想把这两类相互联系、但很大程度上相互隔离的群体整合到一起。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企业协会的教训，公司的创始人们决定出售200 000份公司普通股（每股售价25美元）来筹集500万美元的公司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