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了孩子，你不会问自己能获得什么回报，”1967年《财富》杂志的一篇报道中引用了多里奥特的这句话，“当然，你可以有希望——你希望孩子将来能够成为美国总统。但是这个希望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不大。我希望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做到最好。如果他们做到了，那么这就是对我的报答。但是，如果一个人人品好又忠诚，那么即使他没能取得所谓的高回报率，我也愿意继续支持他。你知道，有些人直到很大岁数才变身为天才。如果我是一个投机者，那么肯定要考虑回报率。但是我认为投机者——按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不能做出建设性的贡献。而我是在培养人才和企业。”
他培养的一个“孩子”，彼时不过是一家小企业的数字设备公司，现在已经成长为行业巨头，它成就了多里奥特和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传奇历史。1957年，麻省理工学院两位年轻的工程师——肯尼斯·奥尔森（Kenneth P.Olsen）和哈兰·安德森（Harlan Anderson），创办了数字设备公司，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向其提供了70 000美元的资金以换取70%的公司股份。数字设备公司的总裁和企业无可争议的领导人肯尼斯·奥尔森想要制造出体型小巧、价格低廉且易于使用的计算机，向IBM公司生产的玻璃外壳的大型机发起挑战，而当时IBM公司是市场上居于领先地位的计算机制造商，且是该行业内唯一盈利的企业。
这是一场完美的竞赛。在奥尔森身上，多里奥特看到了工程师兼企业家的拼搏精神，他一定会带领自己的企业走向成功。“一个有想象力的人只是有想法而已；而一个有行动力的人能够把想法变成现实，”多里奥特说，“我要寻找的就是这种有行动力的人。”奥尔森就是多里奥特要找的那种人。在多里奥特身上，奥尔森看到的是一位耐心的父亲总是不断给他鼓励或讲授人生智慧。从此，这两个人的命运就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当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卖掉手中持有的数字设备公司股权后，公司的净资产高达4亿美元之多——与初始投资额相比，投资回报率超过了70 000%。这是年轻的风险投资业第一次取得如此大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波士顿周边128号公路附近成为高科技企业云集的圣地。“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开创了风险投资企业向高科技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的先河，现在这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雷曼兄弟公司前任总裁沃伦·海尔曼（F.Warren Hellman）说。海尔曼帮助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多家下属企业发行上市，其中包括数字设备公司，“多里奥特走在彻底改变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时代最前沿。”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对数字设备公司和其他几十家新建小企业的培育开创了企业文化的新时代。在数字设备公司，奥尔森就是国王，企业内部没有等级制度。就像杰克·凯鲁亚克和垮掉的一代那样，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数字设备公司就像是一块试验田，反传统的文化开始逐渐孕育。“他绝对是推动社会革命的中坚力量，他让一切都变得轻松起来。”库珀实验室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帕克·蒙哥马利（Parker G.Men tgo mery）说。这是一家成功的医疗设备制造企业，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曾在20世纪60年代对其提供资金支持，“有了这样的支持，他的存在，他的理念，他对新公司的信任，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力量。” 多里奥特并不孤独，他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得到了妻子埃德娜（Edna）的全力支持。妻子的关怀让他心无旁骛，一心只想搞好自己的事业。埃德娜是一位聪明可爱、富有爱心的美国妇女，她在哈佛商学院担任研究助理时结识了多里奥特。在接下来的48年里，埃德娜是多里奥特最深爱的家人和最亲密的朋友，夫妻两人共同度过了童话故事般美好的婚姻生活。多里奥特经常给埃德娜写爱情诗。他付出的爱得到了回报。“在出差的旅途中，他在睡衣里发现了埃德娜写给他的‘爱语’。”奥尔森说。
尽管多里奥特拥有非凡的天赋，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完人。在最初建立时，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根本不应当采用公开上市公司的企业组织形式。多里奥特从未认真考虑过给企业安排一位接班人。多里奥特也没能说服政府监管者，他们老是威胁说要把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赶出风险投资业。举个例子，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管理人员不得持有下属企业的股票期权，这意味着多里奥特将无法吸引最出色的人才到公司工作。1965年，证券交易委员会甚至派人到公司的办公地点突击检查，这让双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行为激怒了多里奥特，他写了好多份指责谩骂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信件，但是这些信件上都标着：“不要寄出——基于公司律师的建议。”
尽管结局有点悲惨，但是从总体上看，多里奥特的一生与重大的时代变革是紧密相连的。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历史性的变革，从大企业主导型——例如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变成了风险投资支持的小企业驱动型，例如数字设备公司、英特尔公司、微软公司、星巴克和很多其他企业。从此以后，这些创新型的小企业创造了新的市场，提供了几百万个高薪职位，同时也逼迫传统行业变得更加有效率。近来，国家风险资本协会的一份研究成果发现，1970—2005年期间，风险投资培育的企业创造了1 000万个工作岗位，其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约占17%。
多里奥特是这个大趋势的预言者，他领导的社会与经济改革打破了传统金融业封闭固守的高墙。在这场有关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革命中，多里奥特（不管是执教、写作、在军中任职、做学术还是作为金融家）是毋庸置疑的先行者。正因如此，我们应当像尊重其他声名显赫的商业巨子那样——例如J.P.摩根，约翰·洛克菲勒或安德鲁·卡内基·敬重多里奥特先生。我相信，在你读完本书以后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