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诗意栖居

林黛玉是大观园的首席诗人,她的居处也自不同。贾政第一眼看到时,便喜欢上了。贾政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只是因为圣上怜其祖上的功劳,对子孙很是看顾,照顾了一个为官的指标,这样,贾政没有任何悬念地走上仕途。这对于一向好学上进的贾政来说,这样的顺利也留下了人生的遗憾——从小立志于学的满腹八股文章无缘于科场一试锋芒,从而失去了从极紧张到极快乐的金榜题名的超级体验。不过,那一段学习过程,还是为贾政积累下了一些文学修养。虽然宝玉不肖,不读正经书,不求上进,让贾政恼火,但他还是肯定了宝玉写诗作对的“歪才”。作为文人胸中的大丘壑用来忧国忧民报效国家自然不可少,那一份曲径通幽的文化心理状态也难消失。贾政喜欢与黛玉的老师贾雨村来往,看中的便是雨村的文人气质与不凡风度。贾政未曾有过的吟风弄月吟诗作赋机会,蠢蠢欲动而又功力不逮的文人情怀,在大观园的诗意景观中,被贾宝玉的少年风姿与吟咏唤醒了青春的记忆。

大观园就是这样一个所在,它的山水花草风情与人青春萌动的诗情相配,正如元春对它的理解:那园中的景致,若是敬谨封锁,不叫人进去,岂不辜负此园?而家中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住进去,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无颜。不仅彼此不辜负,而且还可以疗伤。贾宝玉因思念秦钟,忧伤不已,贾母常命人带他到新园子里来玩耍,缓解和冲淡了宝玉的伤感。

大观园中景致各有不同。林黛玉心无旁骛,是一纯粹文人。当元妃要众姐妹住到大观园去时,黛玉与舅舅贾政见解不约而同,“心里想着潇湘馆好”,她的理由是:“我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幽静些。”竹子似乎是文人居处的首选,郑板桥画竹自成一绝,别的文人也多喜欢竹子: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对竹的那一份喜爱已经不是单纯的视觉享受了,宁折不弯,空虚有节,已成文人的心志表达。贾政带着一帮帮闲文人游览时,看到一带粉垣,数楹修舍,千百竿翠竹遮映,众人心皆向往地大赞:“好个所在!”贾政更进一步,生了“若能月夜至此窗下读书,也不枉虚生一世”的想象。贾政没能在此读书,却做了他的外甥女黛玉的书房。刘老老看见时,便说:“这那里象个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呢。”再看宝玉在此的题联:“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简直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境界。

大观园里不是没有喧闹的,但潇湘馆显然比别处更“幽静些”。袭人嫌宝玉窝在家里又要睡觉,便要他出去转转。结果宝玉看到“凤尾森森,龙吟细细”,顺路就到了林妹妹的潇湘馆。宝玉挨打后,黛玉立于花荫之下远望怡红院出出进进探望的人,回到自己的院内,则见:满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浓淡。黛玉的住处显然寓示着少人行的幽僻。但林黛玉有自己的世界,她的房间的特点是“窗下案上设着笔砚”,“书架上放着满满的书”。 想夜月无人之时,黛玉无眠,看窗上虚窗竹影,听窗外萧萧竹声,竹声与竹影营造出的诗意与凄凉,定是引得黛玉诗情如涌之源。

与黛玉不同的,探春的房间里是阔朗的,三间屋子不曾隔断,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一书一笔,两位女孩的爱好与性格立见。探春是外向发展的,她是诗社的发起人。这一结社的倡议,非探春不能发出。李纨事后说自己也想过这事,可到底她也没做。李纨的顾虑在于她是一位寡妇,虽不用相夫了,教子与针凿才是她的本分,那点活跃的想法是有悖于大家对她的印象的,于是她宁肯放弃这一想法。宝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况她本拿作诗当做闲情逸致,并不太重视。黛玉虽然爱诗,却没有精力和闲情管事。有了诗情是可以做给自己看的,那一腔诗情也可以化为哀怨的爱。

黛玉不止听竹声,还喜欢听雨声。数竿烟雨,与半榻琴书才能相映成趣。游大观园时,宝玉要把枯荷砍去。黛玉便说自己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李商隐(字义山)原诗句为:“留得枯荷听雨声”,《红楼梦》中黛玉用的“残荷”,与原诗有不同。。明代诗人李东阳与林黛玉的爱好相同,因为喜欢荷花,便在园中挖了两个池子,种满荷花,可观赏,还可听雨,颇有情致。他在《听雨亭记》中写他听雨时的心境:“雨至众叶交错有声,浪浪然,徐疾疏密,若中节会。静观子闲居独坐,或酒醒梦觉,凭几而听之,其心冥然以思,肃然以游,若居舟中,若临水涯,不知天壤间尘鞅之累为何物也!”林黛玉倒无物累,却为情累一生。

林黛玉作诗,她愿别人也诗意一些,于是尽心尽力地教香菱。薛宝钗做人,把香菱领到大观园里,并让香菱去拜拜街坊邻居,教她人情世故,然后把教诗的工作交给黛玉,舍近求远地让香菱跟黛玉学作诗。作诗的日益沉浸到狭窄与深刻里面去,做事的越来越开拓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宝钗的居处被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贾政游园到此时,曾经怪这一处房子“无味的很”,及至当他走入这所院落时,却为里面的花草所吸引,极赞“有趣”。一块玲珑大石,阻隔出一方天地。虽然没有一棵树,但那些来自《离骚》、《文选》里的香草,依然遮不住它的芬芳气息。或者,宝钗之贤,正是在冷漠的浅表下散发出来的芬芳体现,她也为自己设置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精神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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