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却又非常想了解它，那他正是我写作本书时在心目中圈定的读者。为了适应这样的读者，我刻意避免了数学门槛。我可以肯定地说，全书没有一个由希腊字母构成的数学方程。即便某些复杂的理论，也是通过简单直观的方式予以表述的。
从创作的难度上看，对我来说，写一本不回避数学符号和方程的教材显然比写一本通俗易懂的读物更容易。然而我却费神地将复杂的理论深入浅出地予以简单阐释，没有其他的原因，只因为我意识到更亲和读者就更有利于本书的销售，从而更有利于我从本书中得到收益。避轻就重须以额外的利益激励为条件，看来图书市场已经给我提供了正确的激励。
的确，出版社似乎并未担心过我会不认真写作，也未担心过我会出于卖弄学问而故意写得晦涩难懂，甚至我交稿时间比合同约定的时间晚了半年也没有急切地催促。那是因为它采取了一种聪明的做法：给我版税，而不是固定的稿酬。我能得到的报酬，取决于本书在市场上的表现，我可以对出版社的各种要求置若罔闻，但我却必须对市场负责任。事实上，我也从未担心过出版社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它确实也没有提出过)，因为本书的市场表现也是它的利益之所在。
自私如我，如出版社，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结果却为读者提供了一本好图书——尽管为社会提供好图书本质上并非我们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使然，倘若要贴上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标签，那我们也却之不恭，只好笑纳了——这似乎有点奇怪！但两百多年以前，一个伦理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后来被尊为现代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教授，就已经指出：市场就像一只“无形之手”(invisible hand)，指引着自利的个人之行为，通往社会最佳结果之道路。在斯密的传世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对“无形之手”的经典论述如下：“确实，他(指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众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无形之手的指引，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这就是市场的神奇力量！
在人们的真实行为动机中，经济利益重于道德是非。这是市场在协调人们行为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不同的个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思想、信仰和道德价值观，讲着不同的语言，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有着不同的收入、身份和地位，甚至彼此素昧平生……但在市场的指引下他们的行为达到了惊人的协调，这实在堪称人类社会的壮举。
不管人们在口头上声称如何淡泊名利，如何克己奉公，但要理解其行为，从经济动机入手比从道德动机入手常常会更有效。这是经济学的一条基本主张，也是经济学在分析人类行为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当然，我并非是说道德不重要，也不是主张不讲道德——很多人批判经济学家不讲道德，不过我也没发现那些批判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的人其道德水平高出经济学家多少；许多人满口道德文章教育别人，其实只不过是打着道德的幌子谋取私利而已。越是以道德自我标榜，其真实动机倒越值得怀疑。我只是想说：当个人坚守的“道德”与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常常会有动机背叛其道德立场。连中国的道德高标——圣人孔子——也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说谎孔子曾经生活在陈国，后来离开陈国时途径蒲地，却正好碰见公叔氏在蒲地叛乱，蒲地人将孔子扣留起来，不允许离开。在孔子的请求下，他们提出条件：假如孔子不去卫国，他们就让孔子离开。孔子对天发誓不会去卫国，于是他们放掉了孔子。结果，一出东门，孔子就直奔卫国而去了。，何况我等凡夫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