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在酒店的休息室里叙述着他们的对话。
“鲍勃给我看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我们已经知道，伊拉克正在从尼日尔购买黄饼。 我说： 鲍勃，不能这么说。 鲍勃说： 这是《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说的。 然后我觉得鲍勃可能是受到了《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的影响。他的意思是说，这是我们中情局的观点。但是《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是国防情报局的观点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把我的首席分析家叫来，我问他： 这是谁说的？ 他回答： 国防情报局说的 。”
“鲍勃说： 《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就是这么说的。 我说： 我知道，但那份报告是保密的，所以那个判断也应该是保密的。我们不想让总统出去说 我们 如何如何。因为你指向的是中央情报局，说 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结论 。不能这么说。”
福利回忆说，他们之后谈论的是有关保密的事情。“然后他们提到了英国的那份文件。我记得是鲍勃先提到的，他说： 这是英国的文件说的。英国的文件不是保密的，对吧？ 但是鲍勃却记得是我先提起英国文件的 于是鲍勃说： 如果我们说，根据英国政府的消息，伊拉克正在从非洲购买铀，这样就符合事实了吧？ 我说： 对，这样就与事实相符。就这么写吧。 然后我们就这么定了。”
这恐怕是白宫就伊拉克问题向中情局做过的唯一一次咨询。对于任何一位总统来说，都要在国情咨文中阐述伊拉克问题，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争议性的问题。布什发表2003年国情咨文之后的几个月，大家发现意大利的那份文件是伪造的。对于尼日尔提出的澄清事实的要求，美国方面置之不理。
福利说：“我觉得我和鲍勃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不会直接摆到总统的办公桌上。他所在的系统跟我所在的系统不一样。他所在的系统中有哈德利。我估计，哈德利肯定会和特尼特谈国情咨文的事。那么哈德利为什么不介入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起草国情咨文的这些人怎么会不知道特尼特最开始是反对那种说法的呢？即使他们不知道特尼特反对，那他们为什么又接受鲍勃所说的呢？鲍勃说： 没问题。我已经跟福利说过了 。你觉得这正常吗？”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福利开始挖掘事情的真相。
首先他明确地说，所有的分析人员都有压力，因为他们没法成立调查委员会。“鲍勃给我打电话，他不仅代表白宫，而且还代表国会。他说： 我们不想要可能或者也许之类的垃圾词汇。我们想知道你的确切判断。我们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所做的最大胆的分析。 《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掉入了那个陷阱。里面出现了 伊拉克有生化武器 的字样。我们不知道伊拉克到底有没有生化武器。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相信伊拉克拥有生化武器。我并没有说《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在说谎，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相信伊拉克有 和 伊拉克有 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说 伊拉克有 呢？因为我们当时面临的压力很大，我们必须去掉一些 可能 、 也许 等限定性的副词，我们必须给出准确、直接的判断。也就是说，必须说 有 或者 没有 。”
这种判断对错似的回答很危险，很不可信。福利说：“这个要求把我们都搞晕了。这不是法庭。在法庭上，不管证据是否充足，优秀的辩护律师都能把黑的说成白的。但这是情报 或者说，这只是传闻。我感觉，政府在抓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把柄之前，已经决定向伊拉克开战了。”
但是很明显，人际关系问题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福利说他和特尼特很少见面。特尼特的人都在中情局的七楼，福利从来没在七楼工作过。他说：“我在特尼特那里并不重要。”
但是福利和鲍勃关系很好，他们一个星期打两三次电话，而且定期见面。福利说：“我和鲍勃一直都在一起工作。我是他所在的跨部门委员会中的代表。所以鲍勃打电话说： 我想在国情咨文演讲稿中这么说，你觉得行不行？ 这很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