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是行为的内核，行为是动机的躯壳。人性善恶是先秦诸子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抛弃这一争论，直接将“经济人行为的动机是自私自利的”作为一切经济学分析的根本前提。然而，当认真观察社会各种人的行为，进而考量他们的内在动机时，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个世界很多人行为背后的动机并不自私自利，他们也还能活得很好。想想周围的同事，并不是每个人都靠各种潜规则、“兴奋剂”才取得成功。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中性论者甚至利他主义者往往能在这个社会上取得更大成功。
论及动机，弗兰克首先肯定了教育对人类行为的重要影响。他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狭义的自利模型怂恿我们对其他人做最恶意的揣测，反过来又带出了我们自己最大的恶意。然而，他认为，在商业界，由于诚实的候选者抢先就抄了捷径，得以晋升到需要信任、薪资优厚的好岗位上，所以诚实往往反倒成为企业家的制胜之道。因此，样子诚实具有极大的优势。而获得这一优势的最佳途径，就是真正保持诚实。
我国历史上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曾经有过长期争论，德治重在扬善，法治则功于抑恶。整个秦汉以来的中国史，都是外儒内法或表以德治实重法家。正如弗兰克所强调的，光是强调自愿遵守，同样有着不利的一面，因为它忽视了社会强制措施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为了公众的利益限制狭隘的自利行为。没有这些措施，那些自愿遵守的人就必然要扛起不公平的负担。
当我们关注海峡对岸因为政治献金而带来的种种腐败和闹剧时，同样在美国一直存在的选举捐款则相对运转较为平稳。弗兰克通过奥巴马选举成功的案例指出，当一个社会有足够多的不那么“自私自利”的选民存在的时候，即使最赤裸裸的选举捐款带来的利益冲突都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