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和丹雅·蒙代尔是“欧戈尔-古戈尔”（Oogles-n-Googles）公司的创办人。这家公司专门操持儿童宴会，提供顶尖服务。两人新近宣布要开特许连锁店。可不管家长们花多少钱，达到特殊地位的生日庆祝会仍然只有寥寥几个，并不比大家都少花钱时更多。
那么，平均而言，我们毫无理由指望对富裕家庭大幅减税有益于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
最后，裁减下来的这部分税收，政府原先并没有完全浪费掉。比方说，大部分钱都是从食品券项目中扣出来的，而食品券则是用来帮助穷困家庭用公平市价购买食物用的。再说，哪怕政府确实按虚高的价格买了一些东西——比如定价高得足以带来暴利，让爹娘为孩子花1 000万美元开个庆生会的防弹衣——不少东西总归有着至关重要的用途。
反过来看，新近靠裁减预算省下来的税款，大部分都会落到那些早就什么也不缺的家庭手里。这些家庭会拿着钱去追求“特别玩意儿”。可惜“特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成功实现这一目标的家庭总数，并不比从前更多。
从“那是你的钱”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政府绝不应当把钱从富人那里再分配给穷人。如果我们遵循这一劝谏，政府放弃现行政策，那么，贫苦者的民生显然会变得更为多艰。但更出人意料的一点是，不进行财富再分配，往往也会减少富人本身的财富。下面我会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3.反政府势力为什么会让我们更贫困
倘若你请反政府人士从公共政策十大戒律中举出最重要的两项，他们大多数人会选择（1）公共支出应当在绝对值上维持最低水平；（2）国家不应当把收入从富人手里再分配给穷人。
没有政府会认真对待这些戒律。可它们给公共政策决策造成了显著影响，美国尤其如此。可惜，这些影响的作用方向，恰恰有违反政府势力的本意。
问题在于，不违背这两项戒律，许多成效斐然的公共政策是不可能制定出来的。所有重大的政策调整必然会使一部分人受益，使另一部分受损。倘若赢家的收益远远大于输家付出的成本，那么我们总可以找出解决办法，让所有人都迈步向前。可这些解决办法往往牵涉到提高税收，把收入转移给穷人。
限制汽车排放的规定就是一个切题的例子。因为这种规定提高了汽车的价格，大部分地区的立法机构都将陈旧车型排除在外，以免为低收入者（毕竟，开旧车的人大部分都属于低收入者）带来无法承受的成本。然而，豁免旧车给社会带来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它给穷人带来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