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环境可以塑造大脑的形状和功能，并且是没有极限的。我们知道，人类大脑的正常发展，需要在环境刺激和与他人交往之间获得平衡，如果这些被剥夺的话，则不能正确形成神经放电和脑细胞连接。有一个著名的视觉被剥夺的例子，出生时患有白内障的婴儿，在前6个月的生活中无法接受准确的空间刺激，如果在这6个月内不及时治疗，婴儿可能永远无法发育出正常的空间视觉。由于早期视觉脑区还在不断发展，儿童在七八岁以前，仍然容易受到视觉被剥夺的不利影响。虽然新技术可能对此产生更细微的影响，但它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尤其是对于可塑性非常强的年轻大脑。
当然，在我们的大脑发育中，遗传在发挥作用，我们往往从父母身上遗传到认知天赋和特征。在某些家庭的几代人中，会出现若干音乐、数学或艺术方面的天才。即使是细微的人格特质，也似乎具有遗传因素。对于同卵双胞胎，即便一出生便分开，成年后才团聚，我们也会发现他们从事类似的工作，给孩子起了同样的名字，具有许多相同的品味和爱好，比如收集稀有硬币或把他们的房屋涂成绿色。
但是，人类基因组，即决定人体的所有基因的总和，并不能操纵一切。人类基因数量比较少，估计只有20 000个，和最终在我们大脑里发育的数十亿突触相比，这些基因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如果不加入其他环境因素，个人遗传密码的信息量将不足以描绘出大脑中数十亿复杂的神经连接情况。因此，大脑每天所接受的刺激，对决定大脑如何工作起着关键的作用。
自然选择
实质上，进化是由原始的状态演化到特化的或高级的状态。当你十几岁的女儿一边用新iPod练习上传，一边用笔记本电脑即时通信，一边打手机，一边复习笔记时，她的大脑将产生神经递质，形成新的树突和突触，以适应更高级的形态。她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响应环境的刺激，并发生变化，最终这种进化性的改变将影响到今后几代人。
达尔文是19世纪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思想家。他解释了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如何通过自然选择得以进化，这是发生在我们的基因与环境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达尔文简单地把它定义为：有利的变异得到保存，有害的变异被淘汰。DNA组成基因，即所有生命的蓝图规定了我们的属性，就是说它确定我们是否有蓝眼睛、棕色毛发、灵活的关节或完美的音调。基因可以在代与代之间遗传下去，但后代的DNA会偶然发生错误或突变，这些错误会导致不同的身体和精神属性，使某个后代在某些环境中具有优势。例如，基因突变提高视力敏锐性，为最适应环境的祖先提供必要的优势，以避开迎面而来的凶猛动物，去捕杀他们的猎物。达尔文优胜劣汰的理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些有遗传优势的物种更容易生存、繁衍，并将它们的DNA传给下一代。DNA突变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物种在发展中存在巨大的多样性。
并不是所有的大脑进化都和生存有关。在发达国家，人们生存的基本条件已经得到改善。例如生活的环境、周边的杂货店以及发生紧急状况时可以拨打的紧急电话。因此，我们的大脑能够在创新和学术之路上自由前进，实现更高的目标，使我们更享受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