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中，李立群“国与家”的段子，场景就在台北市第一个眷村，四四南村。在四面竹篱笆的拥挤空间中，左邻右舍的爸妈吆喝着各家的孩子回家吃饭，台湾妈妈在这里学会分辨四川辣椒和湖南辣椒如何不同，上了年纪的老人听着京戏《四郎探母》，老泪纵横地哼着“我有家归不得”。
眷村，台湾土地上特殊的政治和文化产物，是台湾人的集体记忆，见证外省人从临时到落地生根的过程。阴暗老旧的眷村，象征着许多外省人的处境。外省人绰号“老芋仔”，长相不好的芋仔是不需要施肥的根茎植物，扔在哪里就长在哪里，台湾遍地都有。芋仔命贱，“老芋仔”型的外省人命也薄得很。今天台湾外省人，只占台湾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五，许多处于台湾底层。当年相信回家之期指日可待，许多人家里连家具都只买最廉价的藤制品，更何况不动产如房屋或土地，也因此，他们大多数被抛在台湾经济迅速起飞之外。
人的迁徙，迫于时势，出自无奈。台湾的历史，是一篇篇血泪交织的移民史。1949年，是历史的一个篇章，在历史的大叙述下，看不见个人的儿女情长，看不见与至亲生死诀别的铭心之痛。居住在眷村的外省人，只有默默承受思乡之苦，只有在午夜梦回中，无数次回到记忆中的老家。眷村的竹篱笆外，是经济突飞的台湾社会；竹篱笆内的世界，交织着过去的记忆。这些记忆，随着老人的凋零而埋葬。
竹篱笆内的记忆加上浓浓的离乡情怀，使得眷村题材一直是台湾文坛、戏剧、电影电视界的创作元素。从李佑宁的《竹篱笆外的春天》、陈坤厚的《小毕的故事》、庐戡平的《搭错车》、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张作骥的《美丽时光》等电影到张大春的《我妹妹》、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袁琼琼的《今生缘》、苏伟贞的《有缘千里》、孙玮芒的《回首故园——眷村生活描述》等文学作品。2008年以眷村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还有赖声川的舞台剧《宝岛一村》，在台湾掀起眷村热，吸引不少媒体报道，让眷村的文化面貌与历史价值再次受到台湾各界的重视。超过半个世纪以来，眷村已成为当代台湾不可或缺的一块人文拼图，大陆各省文化在台湾交融与碰撞，丰富了台湾传统与流行文化，影响力更辐射全球华人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