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各界爱国人士和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但当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去延安参加革命并非一件易事，要冲破重重险阻，须经受重重考验。
根据当时规定，电报局的报务员即视为国家公务员，若擅离职守即是非法行为，何况是去投奔共产党。因此首先必须取得合法手续离开电报局，惟一的选择就是请病假获准离开。
其次，去延安参加革命还需要相当单位的介绍。我的姥爷孙继述是经过“西安东北救亡总会”介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但如何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办理去延安的手续还是一大难关。虽然是国共合作期间，但八路军办事处驻地周围遍布国民党的特务，必须提高警惕，稍有不慎即会被跟踪和绑架。
从西安去延安是第二难关。原有的交通工具已被国民党阻断，去延安只有徒步而行，800里路程要走十几天。不仅如此，由于去延安途径的大小县城、村镇都有国民党军特驻守，对去延安人员倍加注意，时有绑架发生。因此只能躲开城镇一路绕行，食宿在偏远的乡下，这对于城市青年来说也是一次磨练和考验。
姥爷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他们，毛主席说，……你们来延安参加革命要学会三件事。第一件你们已经做到了，你们步行800里走到延安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你们还要学会开荒种地；也要学会打草鞋……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我党在延安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并在敌后建立了“抗大”分校，培养造就了大批党的干部，成为敌后和根据地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姥爷是1939年4月底到达延安并进入“抗大”八队学习，他将原名孙继述改为孙辛，3个月后提前结业调到抗大直属二队（即“东干队”）学习。
“东干队”全称为“东北干部工作队”，队长是张学思同志（张学良的胞弟，建国后曾任海军参谋长），副队长是高存信同志（东北著名民主人士高崇民之子，建国后曾任军委炮兵副司令）和罗文同志。学员大部分是来自东北军的中下级军人和原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这些人是我党为收复东北储备的骨干。在技术干部里只有姥爷是做电信工作的，还有两名医生和4名朝鲜同志。
“抗大”的学习虽是短期的，但相当紧张，除讲授军政一般理论外，还有哲学、联共（布）党史等马列主义基础课。讲课的教员都是些知名学者和中央领导同志，有时还能听到毛主席在大会上的讲话和周副主席关于国际国内的形势报告。
“抗大”的学习和生活是比较艰苦的。窑洞是宿舍，露天为课堂，每人一个小马扎既是课桌又是坐凳，上课开会随身携带。吃的是小米，菜金每人每天一分钱，每人每月发给零用钱一元。
尽管生活艰苦，但业余生活仍是丰富多彩的。那时学校经常可以看到话剧、京剧和歌曲演唱会。各单位自己动手排演一些小型文艺节目，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在大的集会会场上更是歌声不断，此起彼伏，“抗大”的啦啦队生龙活虎甚是活跃，很有知名度，连当时美军观察团和一些国民政府的官员来此参观都深受感染。
延安开展体育活动虽受到地形和器材条件限制，但篮球运动还是较为普遍，在篮球场上时常能见到朱德、贺龙等中央领导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