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语片容易卖埠，所以制作成本较高，并且有质量保证，相比之下，粤语片产量虽丰，却多是粗制滥造，“七日鲜”的抢市烂作时常可见。有鉴于此，吴楚帆、苏怡等知名粤语电影人于1949年发动了“电影清洁运动”，又陆续成立了“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五十年代电影公司”、“中联”等制片机构，旨在提升改良粤语片中的水准品质。这当中又以1952年的“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简称“中联”）最有影响，公司有二十一位股东，全部是当时粤语片界的知名制片、编导和演员，包括秦剑、吴楚帆、张活游、红线女、吴回等人。他们有意识地借助群体力量改革粤语片，并实行平均分配的低工资制度，同时创办“山联”、“华联”、“新联”等子公司，拍摄了《家》、《春》、《秋》、《危楼春晓》、《苦海明灯》诸多兼具思想性和娱乐性的佳作，对粤语片创作产生了积极作用。
不过，在历来商业挂帅的香港影界，“中联”大搞集体主义、平均分配的理想化做法显然并不能持久，公司成立没过几年，即有一批股东忍挨不住，转投其他电影公司。另外，由于“中联”旗下的“新联”是左派公司，亦令“中联”蒙受巨大的政治及经济压力，公司运行举步维艰。直至1967年，“中联”又受内地文化大革命冲击，最终与“长凤新”几乎同时停止电影制作。
回头再说“中联”成立之前，香港拍粤语片的电影公司以“天一香港分厂”最有名气。而当时本来驻扎上海的“天一”总部却早已转移到南洋，成立了主要经营戏院及影片发行业务的“邵氏兄弟娱乐机构”。“天一香港分厂”则由该机构的二哥邵邨人及几个儿子掌控，改名为“邵氏（父子）电影公司”。
50年代，由于国语片在南洋华人地区大受欢迎，邵氏公司亦放弃制作粤语片，转而拍摄国语电影。只可惜，邵邨人父子始终未将主要精力放在制片业务方面，反而将购买组建戏院作为发展焦点。如此一来，面对当时刚刚成立即气势如虹的电懋，邵氏在国语片的市场竞争中难免居于下风。--为扭转局面，远在南洋经营戏院的老六邵逸夫亲自返港，收回委托“邵氏父子”的制片权，于1957年改组为“邵氏（兄弟）电影公司”，起用邹文怀、李翰祥、何冠昌等一班良将，视电懋为竞争对手，专注电影制作，自此掀起长达十年的银海争霸。
黄梅调古装片是邵氏对撼电懋的重型武器。1957年的亚洲影展，电懋虽以《四千金》夺得最佳影片，邵氏的黄梅调《貂蝉》却抢走最佳导演奖（李翰祥）。翌年，邵氏卷土重来，凭借《江山美人》勇夺最佳影片。同时这两部“黄梅调”亦赢得可观票房收入，令邵氏名利双收。
1960年，邵氏出品了香港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电影、林黛主演的现代歌舞片《千娇百媚》。由于该片创下当年最高票房纪录，是以导致邵氏又改拍大型歌舞片。面对敌手强大攻势，电懋决定筹拍大型古装片《武则天》、《杨贵妃》以作抗衡，孰料邵逸夫得悉后，立即命李翰祥带队赴日本抢先开镜，以最快速度赶拍出黄梅调古装片《武则天》、《杨贵妃》及《王昭君》，令电懋不得不放弃拍摄计划。到得1963年，电懋邀得名导演严俊开拍黄梅调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本来已开镜在先，却依然被李翰祥仅用半月时间制作的“梁祝”抢在前头公映，并且受到台湾及东南亚华人地区的空前欢迎，而古装“黄梅调”亦自此正式掀起热潮。
接连闹了数次“双胞胎”案后，处于下风的电懋备感压力，为了打击邵氏，电懋老板陆运涛鼓动邵氏的支柱导演李翰祥自立门户，并愿意为他提供资金支持。李翰祥正有此意，于是登高一呼，远走台湾自组国联影业，几乎带走邵氏半数精英。所幸邵逸夫临危不乱、一番得力措施下来，加之“电懋”由于老板陆运涛飞机失事身亡从此一蹶不振（亦对李翰祥台湾公司的业务造成严重影响），竟令“邵氏影业”不退反进，凌驾电懋之上，成为香港影坛的龙头。
待至60年代中期，“黄梅调”影片盛极而衰，邵氏虽然再次借卖座鼎盛的内地山歌片《刘三姐》东风，开拍港式山歌片《山歌恋》等，但终究不能再掀起热潮。面对这一情况，邵逸夫审时度势，借鉴当时的美国西部牛仔片和日本武士片，又结合中国传统侠义精神及武术、戏曲、舞蹈等动作形式，起用当时尚属新锐的胡金铨、张彻分别拍出开创港台武侠片新纪元的《大醉侠》和《独臂刀》。这两部影片导演技法娴熟精巧、影像风格奔放浪漫，一洗以前武侠电影简单草率之颓风，不仅在当时受到观众广泛热烈的欢迎，又令得其后数十年武侠功夫片风潮愈演愈烈，最终发展完善为香港向世界电影贡献的独特类型。而邵氏亦凭借大收旺场的武侠功夫片独步香江，邵逸夫的“电影王国”更自此名扬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