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所以选中重光葵作暗杀目标，是觉得日本商人等不足以引起大震动，难以在日本朝野激起反华仇华狂热；另外，重光葵执行“币原外交”路线，主张以经济渗透方式巩固扩大在华的权益，反对使用武力，反对田中策划阴谋，因而成为日本军方计划的障碍。重光葵的前任佐分利贞男就是因为执行同一路线而被日军部暗杀的，现在无疑轮到重光葵了。
当郑抱真将买到的烟幕弹交给王亚樵后就来到南京，他买通了财政部的一名经济师，这名经济师每天都要向宋子文汇报外汇市场行情，宋子文每要出门总要向他打招呼，所以情报准确。
1931年7月22日，宋子文对会计说：“刚才青岛来了电报，家母病重，我准备今晚回沪打点一下，不日去青岛。有事可用电话和我联系。”
郑抱真得知后，立即密电王亚樵：“康叔准于22日晚乘快车去沪，23日到北站，望迎接勿误。”
郑抱真发完电报，小泥鳅突然从上海赶来，迫不及待地向他报告：“我买到烟幕弹后，探听到田中已收买常玉清在北站刺杀重光葵，然后嫁祸铁血锄奸团，以便在上海发动战争。”
小泥鳅还了解到，常玉清已知道宋子文23日到北站，届时趁宋子文和重光葵出贵宾门时行刺。
重光葵的基地在上海总领事馆，每周一到南京使馆办公，来往宁沪时间和宋子文基本一致。他在南京主要与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政廷打交道，和宋子文也常往来，关系甚密，经常同乘一列尾部的花车回上海，所以田中和重蔚千春认为，这是行刺重光葵的最有利时机。
更主要的是，行刺得手后，也可施放烟幕弹掩护撤退，同时将写有“斧头党”的未响炸弹及武器丢在站内外，以制造栽诬王亚樵的证据。这样，中国就必须承担事端的责任，日本军部也就可以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萨拉热窝事件一样，名正言顺地兴师问罪了。
至于行刺重光葵公使的人选，日本军部早就看上了清帮头子常玉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