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干部谢英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人上去容易,下来难。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宁可啃老,也极少有人去餐厅当服务员。2009年,北京海底捞共有2 500人,大学本科生只有5个,初中毕业的占98%。于是,海底捞的各级干部也就只能从中学毕业生中产生。

世界的事大都好坏参半,员工文化水平低既是劣势,也是优势,因为它逼着海底捞要不拘一格选人才。相反,如果企业里有很多大学毕业生,选拔干部不选他们,还真要有点勇气和费些心思!

2010年,36岁的谢英是北京海底捞的一个小区经理。她现在管理6家火锅店,手下员工近千人。在海底捞的年轻干部队伍中,谢英属于“高”龄干部,她是个被海底捞硬“造”出来的管理者。

谢英是个快言快语的四川女人,她说:

“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我们四川人结婚都非常早。1998年我24岁,小孩就1岁多了。我当时在海底捞旁边的一家餐厅里打工,在那家餐厅上班的时候,4个月我领过两次工资,因为餐厅生意不好。餐厅的厨师长和服务员打情骂俏,厨师长的亲戚在里面也耀武扬威。我们没有亲戚朋友的就很孤立的,所以上班很不开心。

“除了这些,我当时想去海底捞干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的工服很好看,是我们简阳当时最好看的工服,就像空姐那样的衣服,很漂亮,下面是裙子,走到马路上很多人都回头看。有些海底捞的员工都穿着工服回家相亲。后来进了海底捞才知道,海底捞的工服是找一个当地的裁缝,按照时装画报上的款式,给员工度身定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来我们餐厅的很多客人都说海底捞生意好。

“可是我又有点不敢去,因为很多顾客和海底捞的员工都跟我说,海底捞管理得特别严,如果你干不好,就要被淘汰;而且,前3天没有工资,3天之后才决定是否录取。

“后来,那家餐厅实在待不下去了,我就想,海底捞管得再严,也不是让我去干坏事!无非是跑得快一点,干活儿多一点,认真一点,努力一点,听话一点。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了海底捞。

“我是8月9日去的。9月1日发工资,当通知我领工资时,我很惊讶,我说,我还有工资啊?因为我在上一家餐厅干了4个月才发了两次工资,所以我以为海底捞也是俩月发一次。

“刚开始我当了几天传菜员,后来可能是看我年龄比较大,就让我做员工餐。可是我没做过饭呀,几十人的饭,上来就让我做,米饭不是生就是煳,菜也不好吃。员工意见很大,他们跟领导反映,说谢英做了一个多月的饭都做不好,还不如把她辞退。

“当时的店长是冯伯英,她说,我再跟谢英沟通一下,如果沟通完了,她还做不好,再辞退他。

“冯伯英很生气,把我叫到一个包间里说,再给我一次机会,做不好我就要走人。于是,我有了危机感,为了保住这份工,我就很用心去做,半夜醒来,还琢磨菜如何炒好吃。怪了,人一用心,菜的味道也变了;于是,我留下来了。

“做了两年多的员工饭,公司又让我出来做前厅服务员。可是还没做几天服务员,张勇突然让我做大堂经理。我吓坏了,我跟店长说我不敢。我是一个做饭的,哪能当大堂经理。

“我后来也在想张总为什么提拔我。那时海底捞只有三四家店,张总经常来我们店里看。我的工作很单一,就是做员工餐。而员工餐做完后,我每天至少还主动帮忙做三四项工作,比如帮助厨师切菜,因为我做饭的地点也在餐厅厨房;我还帮着洗漏勺,帮服务员发毛巾,总之,凡是我能做的我都帮着做。

“本来我可以早下班,因为做员工餐要早上班,但我每天都会多做几个小时。可能是张总经常到那个店,观察到了。有一天张总为领班开会,也通知我参加。当时把我吓惨了,为什么通知我开会?

“进屋时,我们领班说:谢英你怎么来了?我说:不知道,张总让我开会。当时开会每个人都发言,张总也让我发言。他可能觉得我的发言还不错,以后每次开领班会,都把我叫上。几次下来,就决定让我当大堂经理。

“我拒绝时没敢直接跟张勇讲,是让我们店长告诉他的。但张总说不行,必须做。于是,我就做了大堂经理,然后,就一路走到今天,还到北京当上小区经理。张总有时跟我说笑:一个做饭的能做小区经理,当时还不愿意呢。

“去年,简阳市长到北京出差,在我们店吃饭时,张总就介绍我说:她就是当初在我们简阳店给员工做饭的谢英,后来当上了大堂经理,现在当小区经理。家安在北京,老公和孩子都来了。”

然而,一个今天能自己驾车,行驶在北京复杂的立交桥上的谢英,绝不仅仅是因为张勇的慧眼识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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