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是快，距离我1999年到山大念书，已经过去十年。前不久读到许知远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我们这一代》，在说十多年前的事情：1997年，二十五岁的文学青年余杰结识了大学生许知远，而在不久之后，余杰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借由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两位捷克作家的态度，余杰试图剖析1990年代的文化心理——我们太聪明了，而缺乏严肃的道德立场。
十几年过去，我一直没有真正离开过校园，目睹着许知远这个同龄人一步步成长为知名作家传媒红人；而余杰，则似乎渐渐被忘记，我给学生提到他名字时候，常常迎来一片茫然目光。其实，拥有这样命运的知识分子很多，今天再说起这些，不少人已经恍若隔世。
十年之前，当时的中国是怎样的中国啊，第三波富豪阶层正在凭借着新兴互联网技术而萌生崛起，却开始经历第一次网络泡沫破灭带来的痛苦。他们被认为是最干净、没有原罪的一群富有者。这种变化也承载了不少人的希望，甚至是我们这个相对冷僻的文艺学学科，学者们也开始关注“网络文艺学”之可能。实际上，互联网等新技术对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逐步显现却依然无法定论的过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互联网改变中国的途径，并不像当时人们预期那样从“网络色彩”浓郁的文学或者文字开始，反而，从草根到公民，从网上走向网下的漫长过程却真正鼓舞人心。但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正在错过一个时代。
二十三岁时，我与那个时代不少青年学生一样，最吸引我的，是一个叫做“学术”的东西。这种东西，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流行一时的所谓“思想”，又区别于在当时已经成为时代潮流的经世致用之学：法律，经济，管理……当时的圈子里，流行谈论的是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所谓“岗位”意识，是知识分子的“学统”，学者们从民国时候的大师中寻找灵感，却抽离了他们在漫漫岁月中的悲剧命运，将钱钟书先生推崇为“文化昆仑”，而陈寅恪先生，则被视为是潜心学术，不问政治风云变幻的偶像——事实上，只要稍微了解一下陈先生，就不难知道这种理解是多么不靠谱。
今天看来，我进到山东大学的时候，实际上正是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步步退回书斋，强调自洽，无力亦无意解读中国现实的时候。那时候，几个“工程”开始实施，大学刚刚变得有钱、扩招也刚开始、象牙塔被行政化初现端倪但还没有像今日这般登峰造极、各个大学都还在经历着合校的风波与阵痛，做大做强口号背后是教师待遇开始提高。总之，涌动着的是希望，尽管它看起来是那样模糊。
当时的美学正在进入低潮。这个本属于“思想”的学科被“学术”口号所吸引，热衷自身学术历史的整理和概念推演，忙于整合所谓中国传统美学资源与西方世界思想发展的最新成果：英美左翼文化批评，德国现象学以及海德格尔。学校里似乎已经少有人谈萨特、加缪了，更有吸引力的是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暗通款曲，是《易经》可以指引世界文明走向未来。“道”的世界如此玄妙，或儒或道，或孔子或老庄，都可以作为疗世的精神良药——虽然看起来，这些仅仅治疗了学者自己及他们的生活，甚至连校园都难以改变。从海外回到国内的怀揣80年代梦幻色彩去西方寻找真理寻找组织而被现实压爆的学者们聪明地选择了一种腔调：中国可以拯救世界，靠哲学，靠美学，靠思想，靠传统文化。还有，十年之前，绿葱般茁壮的青年们近卫军般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狂热正在萌动，他们还没有成为房奴，他们还会异常优雅地“说不”——用学术语言，用学术规范，用长长的由古汉语英文德文组成的注解。在季羡林等学术大师指引的文明之路上，他们思考的，不仅仅是脚下这块土地，更是所谓“人类”的未来。
我们被告知，西方遭遇危机了，现代性无处可去，所以，我们后现代，我们质疑启蒙，质疑民主，质疑公民观念，我们批判普世价值，我们开始确信，中国社会本来是“美好幸福”的，不过是被罪恶的西方拖进了一个已经证明没有未来的现代化过程，所以无论是社会现实生活还是我们的精神世界，中国人都要走自己的路，都要摸着石头过河。而中国美学要做和能够去做的，是充当这场美妙行程合理性的提供者，以及将这个行程导向这个文明体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某种神秘境界：天人合一。这种神秘境界，是这个文明体的未来，抑或是整个人类的未来。
插句闲话，我自认为是一直到最近才算对于“天人合一”观念的另一面有所了解，那是在与两位摄影家深度交谈之后获得的体悟。这两位摄影家，一位是颜长江，拍摄三峡。还有一位是张新民，拍摄中国农民工，拍农村包围城市。这两位都对我提及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对于颜长江，“天人合一”实际上是中国民间社会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而对于张新民，天人合一成为他记录社会，表达观念背后的价值支撑：面对一个无所不能，自我神化，比一切权力都要伟大的权力，天人合一的理念意味着这个权力的边界，意味着似乎注定看不到希望的艺术行为会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几千年前孔子所谓的“予所否者。天厌之！”其实上是天人合一更为真切的内涵。
如此看来，这个观念，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思辨性的哲学命题，它更应该是一个时代生活着的人们更为基础的理念，看待世界的观念。
回顾十年前的学术风气，凸显文艺的“审美”价值，似乎已经成为“共识”，而所谓“审美价值”，实际上是与某种具体的审美经验相关，不同的理论家对于“审美经验”各有理解却极少明言。理论只在理论的维度上进行，不少学者对于艺术的理解截止于20世纪前半叶，更糟糕的是，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更是缺乏常识和第一手体认。
文艺美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勃兴”，同样凸显出中国现实语境诡谲状况。
事实上，国内文学研究者最初提出文艺美学的概念，其背后的想法是将关于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从“文艺学”手里解放出来——王德胜先生指出的文艺美学观念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时代产物，这个说法应该不差。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情况是，从苏俄传入中国的文艺学依然维系着文学发展正统督导的权力，在相对封闭，自我运作自我肯定的以各行业协会为基本单位的文艺生产体系内，“文艺学”意味着正统的真理。与似乎代表着未来的热热闹闹的“美学”相比，文艺学成为保守的领域，而胡先生的初衷，据说是要将美学引导到这个相对沉寂的领域，以期推进中国文艺与理论的发展。
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实在是一个不得已为之的事情，甚至存在着某种致命的时代伤痕：以为将美学引入文学研究之中，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艺术的自由，却在种种自觉不自觉的规避中，使艺术以及对艺术的理解倾向“形式”，或者，用一种所谓抽象的人性观念，规避掉文艺对于现实的追问。这与美学在那个时代的某种局限性相关，更和知识分子在体制内推动社会向一个美好未来变化存在关联：在不触动某些基本问题的前提下，获得自由，仿佛，真有一个退缩以后可以获得的空间。
与冰冷的文艺学相比，文艺美学更有一种让艺术自由的倾向——她强调艺术的审美价值。不管这种审美价值究竟由什么构筑，核心理念为何。毕竟，不再是某种异常具体的政治要求，而与当时风生水起的美学相比，文艺美学不仅仅着眼在抽象哲学体系的完成上面，更贴近于艺术实践本身。但是随着80年代过去，持这种想法的越来越走向另外一面。面对批评孱弱，文学不兴的状况，借文艺美学重建文学核心价值的想法也就应运而生，曾繁仁先生的生态和谐美学与钱中文先生的新理性事实上也是力图应对此挑战。
当然，这个核心价值究竟为何？这恐怕就成了今天文艺美学研究者们需要直面并厘清的问题。
还有一件琐事，十年之前，少年作家郭敬明和韩寒刚刚出道，当时的我对这两个家伙不屑一顾，一次与老师交谈，他对我说，几个少年作家中，韩寒不错。十年之后，韩寒用他的笔，不断刺激着我们不知道算不算浑浑噩噩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