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各国的人口总数中，老人一般都占据着少数，因此他们比现今的老人们享有着更多来自于后代的尊敬，享受着长幼有序的长者优待。但是随着寿命的延长，人口的老龄化情况已经变得十分严重。现在，一些老人们不但没能享有过去曾有的尊敬，反倒被社会和年轻人所疏远。观察他们的生存方式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今的社会老龄化现象，将成为十年后的老年人群的反面教材。
老年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思维的变通性明显下降，他们抱残守缺，因循守旧，容易封闭于陈旧的意识框架中。
不知从何时开始，那些自认头脑敏捷、判断事情果断迅速的人，开始讨厌时代的变迁。他们的刚愎自用表现在对他人所提意见的排斥，他们也不会让自己去适应变化的社会，而是要固守当下的状态。当然，他们经常会因为自己的固执而吃亏倒霉，这些可以当成是老化开始的证据，这也是无可奈何的生物变化的结果。
上了年纪的人，大脑的功能开始下降，尤其是前额叶掌管的细胞活性度极度萎缩。大脑海马掌管的长期记忆可以维持，对某一新方面的接受能力却很弱。除非现在的社会与十年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么老年人的思维和逻辑才不会出现紊乱。
但是，城市的生活不会让人如此安逸地变老。城市的地标时时刻刻都在变化，连年轻人都经常被搞糊涂。原来的餐厅在几个月内就变成了一家便利店，老旧的大厦和居民楼被一片崭新的公寓小区所取代。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为开发，是对现代化社会变化节奏的一种追随。但是让所有的人都统一步调，追赶变化的速度，无疑是一种苛求。
虽然意识清晰，但是不明确今天是星期几、现在是几点、现在来到了哪里、通行的人是谁等，缺乏这些定向力的人，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多得多。这种事情尤其会经常发生在老人身上。像现在这样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让老人们维持正常的定向力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比如说我，想在度过大学时光的大学路和他人碰面时，却不知道该把会面地点定在哪里，我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为这种事苦恼了。
为了解决这种混乱，他们就要寻找相应的解决对策。
第一，找一个环境不会发生变化的地方，与自己相熟识的人聚集到那里创立自己的联合会。虽然这是较消极的对策，但再也不会有混淆的事情发生了。塔一公园、道峰山、水落山、冠岳山附近的会面地点和舞厅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地方。
第二，不管社会如何改变，坚持恪守事先订制的原则，不承认除此之外的方法。因为，一旦承认例外的情况，那么过多的选择更会导致意识的混淆，但若是以定向力为中心，整个框架崩塌的危险就会降低。比如老幼病残孕的专席被当成是只属于老人们的坐席，只要其他人占了那个位置，老人们就会忍不住站出来指责批评。在他们的脑海里的“老幼病残孕”这五个字中，“老”字几乎比其他的字要大上两三倍。
受过几次伤害后，具有这种倾向的人们，其被害意识就会增强。他们会觉得自己在年轻时的牺牲蒙受了冤屈，与自己对上一辈人的恭敬相比，现在得到的待遇简直惨不忍睹。这种想法平时会潜伏在心底，但一旦让他们抓到了把柄，他们的怒火将被瞬间点燃。
隔绝的逐步深化，让老年人对社会的怨恨越积越深，但面对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他们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们只能不停地抱怨，身体就变得疲惫不堪，心情陷入到沮丧与忧郁中，对苟延残喘的余生充满了绝望。喝一杯烧酒，然后摇摇晃晃地钻进城市的某个胡同里，或者到地铁站的通道闲晃。
“老人”似乎成了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称呼。愈发顽固的老人们坚持着对社会变化的熟视无睹，他们总是感叹着曾经的美好。自发性的隔绝渐渐让老人与社会失去了交流的纽带。
理直气壮地说出自己也得过他自己的人生的新的老年时代到来了。比起献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他们宁可用钱解决，自信心是产生这种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前，为了子女们的健康成长，父母们可以牺牲自己的全部，这种行为也几乎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共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随着那些在计算“损益比例”时发现“不平衡”的道理的人逐渐增多，这个“赔本的生意”开始被一些人所认清。
即便作出了全部的努力和牺牲，子女们却总是觉得理所应当。稍有不慎把遗产早点传给了子女，自己就很有可能会沦落到养老院，或者像皮球一样被子女们踢来踢去。我周围就有这种可怜的老人。当初他们为了供孙子孙女们上学，为了子女们的事业，早早地便将自己积攒的财产分给了子女，不曾想到了晚年却会遭到如此的不幸。老人们开始思考“人生是什么？”的问题，最终他们决定拒绝把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孩子们。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即出于一种“我更重要”“我也要过我的人生”的心理。
他们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成长时期的主角，是贡献自身的所有、努力拼搏的一代人。因此，他们通过对自身积累的一些资本，开始学着享受生活。他们对文化怀有热情，甚至绝不亚于年轻人，只不过一直都没有享受的时间而已。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第一代人，因此他们的思考方式与过去的时代存在差距也是合情合理的。
他们选择的方式是“为了子女而牺牲，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给人类的行为动机赋予了位阶秩序的概念。最单纯的第一阶段是性欲、食欲等生理欲求的实现；第二阶段是为了确保物理、心理安全感的动机的形成；第三阶段是得到他人的关爱，企图归属于某一集体的社会化欲求；第四阶段是得到他人的认可，获得受人景仰的地位，不管他人怎么说，不管所属于哪里，“我”这个人始终是贯彻“真自我”的思路，“我”要为“我”的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的欲求而努力的欲求。
如果说以自身的全部为代价抚养教育子女，是千百年来的传统的话，在如今，这个传统将逐渐失去影响。孩子想要上一所好的大学，需要的不再是孩子的聪慧头脑，而是要家长们具备充分的财力和显赫的地位；长辈灌输给孩子们的不再是生活的智慧，而是势力的钱权观念。
爸爸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妈妈要能分辨各学院的教学质量，祖父母要能提供充足的财力保障。祖父母的权威如果没有财力的后盾，就会失去其意义，这就是现实的冷酷。
韩国的老人们逐渐走向了两极化：第一类对变化表示全力的抵抗，被集体疏远，身处于不安之中；第二类具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把自己对幸福的追求放在首要位置。这两个集体构成了当今的老人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