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撇着嘴对我竖起拇指：“你准备得不错！我就纳闷了，你有三百万，为什么不请杀手呢，非要自己费那么大劲？”
因为，首先，这不是我的钱，是我们全家三个人的死换来的。我欧阳楠再差劲也不会用这种钱解决问题，我没法用我妈的一百万，去请个杀手弄死她另一个儿子，这是我和他的事；再就是，我早就放言要他的命了，我让那些看见我在欧阳桐面前败下来的人都知道，我一定要亲自找回来，告诉那些人，欧阳楠还是个爷们儿。
当然这些我没说，我猜高文也能猜出原因，他敲着桌子，一时问不出什么，于是问了句废话：“钱在哪里？”
“我说过，被抢了。”
“当时为什么不报警？”
“怕影响警察同志过年。”我笑道，“你发现了吗？咱钻进车轱辘里了。”
我知道这不是他的问题，以前我审人，没办法的时候也问车轱辘话，其实就是想看看前后有没有不一致的细节。基本没用，犯事的能把假过程讲得比那些慌张的证人还精确。
“我能看看我哥吗？”
他凑过来，一脸不解地问：“你要看他的哪一部分？”
“炸碎了？”
“你会不知道？”
“那就好，没多少痛苦。我就是想知道，他是被炸死的，还是被房梁板砖砸死的。如果是砸死的，那太难受了。”
他眯着眼睛问：“在你的计划里，是要他被砸死，还是被炸死？”
“是不死。”他看看表，进来四十五分钟了，没进展，估计领导在窗外已经烦了。他说他的时间很宝贵，没空跟我在这儿磨。这是找回面子的说法，我就借着台阶说，一旦想起什么就跟他汇报。
显而易见，新线索出现以前，他没什么辙了。但能有什么新线索呢？他会去趟鱼塘，跟鱼塘老板确认我的话，或许再去银行调出大厅和VIP室的监视录像，还能见到我粘的口香糖。就这些了，我最多算过失杀人，甚至只是私制炸药。
高文出去见领导，过了两分钟带了个警卫进来，我借势站起来。他手搭在我肩膀，极其热情地说：“你有地方住吗？”
我吓了一跳，那口气像是你去外地找朋友玩，到了晚上朋友关心你的那种感觉。我没说话。碰巧这个警卫白天跟张队混过，他告诉稽查，我住在医务室。高文直皱眉，很不满意的样子，摆着手说：“那多不好，万一传染个病什么的。我给你找个舒服的地方吧。”
4
他们把我安排在号子里，单间变号子，是“舒服”不少。我不知道这名字是不是从这儿来的？号子，耗子。叫耗子洞都不过分，每间也就那么二十多平方米，一张不到十平方米的大铺，晚上二十几个人挤在上面睡。一般人的睡眠面积起码是两平方米，就算有大伙关系不错，一上炕跟原始社会似的搂着睡，也起码要一平方米一个人。有人说，倒班睡，睡到早上叫醒你换我睡。不可能，警察是吃干饭的吗？关号子里的除了被拘留的，就是没认罪的嫌疑人了。一旦你认罪就等于警察立了功，要是不认，哪个警察要是被你耗在这儿了，别说是奖金，可能这个月工资都拿不利索，能让你在号子里住得比酒店还爽吗？
什么人可以睡，什么人挺着，也是有规矩的。新来的肯定得立一宿，僧多粥少，哪儿有你上来就钻被窝的？新来的再有背景，号长也不怕。至少你没白道关系，不然你的警察哥们儿就给你安排单间了。
有黑道背景他们更不怕，难不成还真像《监狱风云》那样，老大故意犯事进来寻仇吗？
再就是事办得太恶心的犯人。我在职时就碰着一个，四十岁的赌徒，不知道输多少钱，脑袋一短路，把老婆杀了，将十五岁的亲女儿强奸了。干完这些还不过瘾，敲对面的门，彬彬有礼，说自己家刀太钝，借把刀剁骨头。热心的邻居说刀哪儿能剁骨头啊，借你把斧头吧。他客客气气，进门还脱鞋，等拿到了斧头，把邻居一家五口人—三口之家，加上婆婆公公—全剁了。他跟我一样，也是自首，不一样的是他认了罪。照理说，赶紧判了扔监狱得了。可他请了好律师，硬说这个人是精神病，不能去监狱，得住精神病院。当时张队不干，说这事儿得查明白，不然以后谁杀完几个人就说自己犯病了，社会就乱了。这样双方拉锯了半个多月还没结果，后期他还真有点儿疯了，一到整点就报数，三百一十四、三百一十五……原来他有三百多个小时没合眼了。号子里的人搞的。这些人充其量叫坏人，可那哥们儿是禽兽。他们师夷长技以制夷，觉是肯定不能睡了，但还得想点招儿治治他。当时里面有个二当家，相当于诸葛亮、吴用这种军师，因为非法集资进来的，脑袋确实聪明，把自己杯子贡献出来让他们当烟灰缸，半小时后几十根烟头乱插，整得那杯子跟刨完的坟冢似的。军师倒满开水，金澄澄的，递给他：“喝了！”
十分钟后他上吐下泻，隔天中午因为疟疾死在医院里了。跟那些“躲猫猫”什么的差不多，军师没事，看守所迎来了十年难遇的大扫除。疟疾是卫生问题。
我不知道高文有没有招呼他们，照顾一下这个新来的。我进去时已经熄灯了，四周漆黑，感觉有几双眼睛在发光。有个声音问我是什么事进来的。我看不出是谁在问我，就没回答。这时手电筒照在我脸上，又问我一遍：“什么事进来的？”
光线太晃，我遮住眼睛，说：“我是无辜的。”他们笑起来，在号子里说无辜也许是最好笑的笑话了。那个老大，
我看不见他，但我想他可能是虎背熊腰文猛龙的那种类型，让我先做套操。我清楚这一套，五十个蹲起和一百个背手跳，刚报到的都得做，我也清楚我躲不过去。我说我不会。
“第一次来？”
“以前没来过？”另一个也跟着问。
“来过，送别人进来的。”我说。
“什么意思，他什么意思？”那个马仔问。
“当警察的？”号长又照了一下我的脸。
“现在不是了。”
“你到底什么事进来的？”
“我是无辜的。”这回他们没乐，可能把他们镇住了。
我接着说：“这套操算我欠你们的，明天你们摸摸我的底，我再来还你们。”
这是缓兵之计，大不了攒明天两套一起做。铺位自然没我的，但我也不用立着，能蹲墙角眯一会儿。角落里我琢磨着接下来怎么跟高文玩，我算局里的旧人，他下手不敢太狠。我是不是杀人犯，他当然不会关心，他关心的是我那三百万在哪里，他能得着多少。我办离职手续那阵儿查过他的档案。他也是哈尔滨人，比我早八届从警校毕业。干刑警到2005年转做稽查，1999年打黑立过一次功，现在肩膀上还有一道猎枪弹留下的疤，没有不良记录。这些也只是档案，还没有我那张高君的名片交代得多。
我在后半夜睡着了，噩梦连连。我还记着高文问我要看哪一部分。我梦见他们带我去认尸，炸碎了，一块块乱七八糟的，我得跟拼图似的拼起来。验尸官进来时看见我就吓傻了，嚷嚷着诈尸诈尸就晕在地上。我回头看了眼镜子，我和他忙活了五个多小时的那具尸体长得一模一样。
天没亮我就被叫醒，高文帮我还原了梦境，我真看见了我哥的尸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