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我和张队吃了个饭，他告诉我现在只是停职，他相信我会有机会立功再回来。我说我他妈不干这行了，立个屁功！去公交车抓小偷？还是去火车站找票贩子？回到家里我才想，我不该发这种小脾气，我奔着道歉去的，几年前就是他把我从交警调到他的支队做刑警。我却做成这个样子。
星期四，我整理钱包，找出名片，给那个汽修经理打电话，我以为会有一份新工作。那边沙哑地回应，像是马龙白兰度的教父。我以前看《教父》就老在怀疑，这嗓子是不是被砂纸磨过？我学了两个月都学不像。他问我警员编号。
“我已经不是警察了。”
“我知道。”他说，“找我的都不是了。”
我告诉了他，警号65707。也许这五个数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酒驾和离岗？”他问。
“你知道的真多。”
“我帮你复职。”
“你只是个汽配经理。”我提醒他。
“你不用管，酒驾十万，在岗酗酒二十万，一共三十万帮你复职。”我左手握电话，右手把玩着他的名片，高君。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你是高文的哥哥还是弟弟？”
“你不用管。”
“我得管，因为上次我把你哥哥的妈妈操过了，很可能也是你妈。我今天告诉你，很恶心。”
他应该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比他哥哥耐心多了，没发脾气，没挂电话，说：“筹到钱联系我，上面写你今年二十七岁，还年轻，不然就在商场银行当一辈子保安吧。”
保安感觉也会恶心，早上八点半到晚上五点站在银行门口，有客户进来还要介绍—如果你取钱，请到左边的自动提款机；如果你开户，请填绿色的表格；如果你买基金，请直接在里面的基金通道办理；如果你抢劫呢，我没有枪，只有一个电量不足的电棍。那么，请自便。我家人不在，我搜罗出我能找到的存款，十三万多，不够，而且没有一分钱是我攒下的。我吃着方便面把这些数字加了一遍，把存折又放回原位。我妈依然三天联系我一回，有时候王总也说两句。我就不让我老婆跟我说话。长白山布满白雪，雾凇很美，仿佛香草冰激凌抹在枝头散发着香味。
“你真该一起来。”我妈说。
“你多拍些照片给我。”
“局里忙吗？”
“忙，特别忙。”
“现在回来合适吗？”我妈试探地问，“丹丹她想你。”
“我不想她。”我说，“我也想你和王总了。”有几次我差点儿脱口而出我停职的事，都阴差阳错地岔过去了。
但我还是讲出了这句话—我又恨她，又想她。我没跟我老婆通过一句话。
有一次夜里我终于睡不着了，那是我离职后的第十天。我吃安眠药，三五片都不管用。我想起那些烂小说，诋毁刑侦的推理故事，都是给几片药就置人于死地的情节。纯扯淡，半瓶吃下去连打个哈欠都费劲。我想每个人，想念每个对我好的人，我觉得我快要死了。我给我妈打电话，凌晨三点钟，没接。三点半她回给我，我说：“妈你回来吧，我想你了。”
“丹丹也醒了。”我妈说，“她在看着我。”
“让她也回来。”我原谅她了，我把话筒贴在脸上，一时有点儿哽咽，说，“我也想她。”
4
我生了场病，发高烧，我以为病好之前能看见家人，结果是自愈的。十二月初张队来看我，说必须请我吃个晚饭，去个贵点儿的地方。我选了大连海鲜，待业半个月，我都有点儿仇富心理了。
他让我点餐，我不点太贵的，可也绝不挑贱的。合上菜单我审视他：“你干吗请我吃饭？”
“我没保下来你，该还你的。”
“你已经很好了，这是我的事。”离职的话题我们都没兴趣往下聊。我低头掰筷子，这是我的爱好，在外面吃饭，或难过，或高兴，我都不自觉地把筷盒里的筷子掰断。待桌上大概攒了二十多段时，张队问我，家人回来了没。
“快了，路上了。”
“听说那边下雪了。”
“我以为长白山一年都下雪，长白嘛。”
他递我双新筷子，说：“我上次才知道，原来你有个继父。”
“王总？我不记事的年纪就跟他，要不是俩姓，我能以为他是我亲爹。”
“他在开公司？”他问。
“谁？”
“王总。”
“没有，他就是一工人。我大了不肯叫爸，直呼其名也不像话。他想的，叫他王总，不尴尬也不失礼。”
“他对你不错？”
“凭良心讲，是不错。他没儿子，就把我当儿子养。后来他女儿也叫他王总。”
“不是你妹妹？”
“不是，他和他前妻的，比我小一岁。”我顿了一下，说，“我们俩没有血缘关系。”
“她现在在哪里？”
“不说这个了吧，说出来你会乐的。”
“哦？那你亲爹呢？”他问，“真的没了？”
“我印象不深，他带着我哥哥走的。”
“你还有哥？”
“我跟我妈留在哈尔滨，我那个姓欧阳的父亲带我哥去的云南。你今天怎么这么好打听？”我把碎筷子拢成一堆儿。服务员陆续上海鲜，我拽只螃蟹揭盖儿，问他最近怎么样。
“还行，就是轮我一脏活儿。”
那是我们在一部电影里看到的词，把警察通知死者家属的过程叫“脏活儿”。后来我们就沿用，谁都不愿目睹死者家属各种各样的不可接受的痛苦，“脏活儿”都让新警察干。然后我们会轮流请他吃饭。我也干过十多次“脏活儿”。
“干吗让你干？”我问，“什么案子？”
“新来的干不明白。雪崩，一家人都死了。”
“别唬我，咱这儿还没下雪呢。”我低头吃蟹，碰上一有黄儿的。服务员端盘炒螺肉，我让她拿几双筷子，筷盒空了。她瞅着桌上的碎筷子，貌似很有意见。我让她快去。她哼哼两声，走了。
“是山，”张队拿个贝壳在筷子堆下绕一圈，“这家人开车往下盘，正好一团雪从山上滚下来，砸向这辆车。”
“哈尔滨哪儿有雪啊？”他静了有半分钟，足令我预感到噩耗的时限。接着他在椅子上坐直，松松他的警服领带，一字一句地说—长白山。他又沉默了一会儿，那沉默让我一时什么都问不出来，他说：“他们都在里面，都死了。”
“你开玩笑？”我连螃蟹都抓不住了，牙齿直打战。我感觉自己只能呼气，无法吸气，耳朵嗡嗡地响，饭店碗碟的声音如警笛声在脑子里震荡。我听见自己问：“在回来的路上？”
“什么？”
“我让他们回来的。我本来秋天就该让他们回来的，我干吗非得拖到冬天下雪？”
“这不能怪你。”
张队说去洗手间，他有意让出空间给我。我看着他的背影大声哭出来。邻桌的人转身看我，服务生几次过来，都被我一摆手赶走了。张队拎了两瓶白酒回来，问我继续在这儿喝，还是换地方。
“就这儿吧。”我挤点儿笑容给他，“换地儿还得再哭一次。”
“还有一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也许你早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