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在1917年重回中国，女大十八变，她已经成为一位新女性。最初她选择成为一名英语教师，这自然轻松自如，不过她得抽空学习汉语。她的第二份工作是在全国电影审查会做审查员。历史的奇妙在于，若干年后新中国的第一夫人江青也曾出任类似职位。但宋美龄更感兴趣的是教育，不久她获上海租工界工部局之邀，出任儿童工作委员会妇女委员。在上海的上流社会中，宋家三小姐不仅有一份体面的职业，更有着较为远大的理想追求。
新式军人与新式女性，正在不同的路上各自前行，如果把视线拉回到 1920年代，你可以看到，孙中山已经开始写自己的《建国方略》；不久他将遇到陈炯明的炮轰，而宋庆龄则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孩子；毛泽东在这一年将一批好朋友送往法国，自己则回湘办起了自修大学，这一年他不再把教师当做职业理想，他选择的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胡适在这一年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
的确，这是一个“尝试”的时代。孙中山在广州的遭遇即将牵动旧中国的新变局。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他们快要告别青春期时即将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