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政治(2)

这不仅仅是我的看法,我们来看一看数据。

我在历次竞选中提出一个标准的关于投票意向的问题是,人们投票支持一位候选人最重要的考虑是什么:(1)问题(2)个性(3)经验。我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这三者对领导者而言都是重要的,而且难以按重要程度对它们加以排列。

根据我们最近做的一次民意调查,相当多的选民――48%――认为,候选人执著于问题是最重要的,排在第二位的是个性,占32%。选民们的一致之处,是他们都把问题作为投票时最重要的考虑,无论他们是否上过大学,是否信仰宗教,也无论来自哪个种族。不同之处则在于收入的差别。只要选民的年收入达到10万美元的魔线,相当多的人的首选就会转变为个性。如下表所示,在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人中,以问题为首选的人占51%,以个性为首选的人占30%。但是,只要收入达到10万美元,首选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45%的人会以个性为首选,而37%的人以问题为首选。

这是29个百分点的变化,民意测验把这种变化揭示得再清楚不过了。

虽然“个性”有时可以体现一个人某种最重要的品质,例如可靠和正派,但也常常意味着某种一时的和表面的东西,例如,喜欢与某个人一道喝啤酒。当然,讨人喜欢和个人魅力是选择总统的重要因素。但是,它们比解决医疗保险问题和创造就业机会更重要吗?绝大部分美国人都会认为不是这样。坦率地说,只有非常有钱的人才会做出肯定的回答。持肯定态度的还有媒体的专栏作家。《纽约时报》等报刊认为,它们过去过于严肃,没有抓住关注个人的趋势,所以,《纽约时报》现在有了撰写人物心理文章的专栏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新闻记者马克·莱博维奇(Mark Leibovich)关于候选人个性的文章也登上了报纸的头版。《纽约时报》的作法不过是在步《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后尘,《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们,例如洛伊丝·罗马诺(Lois Romano),多年以前就开始关注个性问题了。2007年 3月,甚至《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也刊登了关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服饰,关于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的娃娃相和鲁迪·朱利亚尼(Rudy Giuliani)与权势人物关系的文章。突然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开始刊登闲话类的文章了,而《克利夫兰直言者报》(Cleveland Plain Dealer)和《堪萨斯城星报》(Kansas City Star)却开始刊登深入分析问题的文章了。在今天的精英们眼中,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过于死板,他只适合做大众和平运动的领导者。

就许多方面而言,智者变成了愚者,傻瓜变成了聪明人。有多少脱口秀的嘉宾的年收入不到10万美元?有多少记者会与年收入不到10万美元的芸芸大众谈话?精英们的信息圈主要是由10%收入最高的人构成的,虽然精英们过去也曾推动过更实质问题的讨论,但他们今天的作为却恰恰相反。今天的精英们更热衷的是漫谈,他们讨论的不再是实质性的问题,他们把讨论引向了表面的问题。

如果以上所说的“小报变大报”(Tabloid Papers of Record),“大报变小报”(Real-News Rags)的现象,不是一种怪异的现象,那么它就有可能说明一个问题,精英和大众看待领导者的不同方式,已经对总统选举的失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由于竞选捐助的法律发生了旨在使金钱与政治相分离的变化,一批新型的“越来越重要的捐助者”涌现了出来,他们能够对候选人的选择和竞选施加比以往更大的影响。现在,少数捐助者捐赠大笔款项的情况,已经被捐赠额为10000美元以内的大批捐助者所取代。这些捐助者的年收入都超过了10万美元。(除了他们,有谁能够在纳税之后为一位政治家的初选和大选分别捐赠2300美元呢?)如上所述,这表明他们几乎都不是主流的选民。

现在来看看新型的政治捐赠者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1974年水门事件之后,国会为了清理政治捐款的混乱状况,通过了一系列改革竞选捐助的法案,以限制竞选捐款的额度和增加捐款的透明度。但是,这些法案没有对“软钱”(soft money)――用于一般“政党建设活动”的政治捐款――做出规定,例如利用软钱捞取选票。所以,几十年来,关于软钱的条款被滥用了。2002年,国会通过了一套改革法案,法案取消了软钱,但把“硬钱”(hard money)――个人向候选人的捐款――的最高限额提高了一倍。(以2007年为例,每一个人向每一位候选人捐款的限额,是初选和大选各1300美元;每一个人向每一个政党的捐款限额是28500美元,两年内联邦选举的捐款限额为108200美元)但是,这一届国会没有对非赢利组织的捐款做出规定,所谓非赢利组织,就是根据税法527条组建的政治团体。现在,527团体(例如右翼的“寻求真相的快艇老兵”组织 [Swift Boat Veterans for Truth],“争取美国进步”组织[Progress for America];左翼的“前进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联盟[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忠实于政党的有钱人筹款,而且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去做以前政党所做的事,例如,为某些问题做辩护,播发有针对性的商业电视节目,以及捞取选票,等等。

我认为,2002年的改革激发了两种人的捐助热情,而且提高了他们捐助的重要性。第一种人是“大捐助者”(the Mega-Donors),也就是非常有钱并认为有责任捐款的人。现在,他们不再把钱捐给政党的专职工作人员,而是把钱捐给拥护某一政党的527团体,他们把自己称为射手。2006年的中期选举,527团体筹集到的资金大约有亿美元,与2002年的筹款额相比,至少增加了三分之一。据2004年的报道称,五位大捐助者(其中的两人是一对夫妇)为倾向于民主党的527团体的捐助款项高达7800万美元,约为民主党所获捐款总额的四分之一。

第二种人是“精英捐助者”(Elite Donors),即夫妻二人年收入30万美元以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捐出10000美元的人。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人士,而且一般选民所面对的问题,基本上与他们无关。他们有医疗保险,有学校,有住房。他们大多是占人口5%的收入较高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占人口1%的收入最高的人。美国的政治候选人与人共进晚餐的时间,这些人可能要占去一半,而另一半的时间才属于其余95%的人。

这样,向527团体捐款的大捐助者和日益强大的精英捐助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在政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新型捐助者群体――统计数据表明,他们的想法与选民的想法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不仅与选民的想法不一样,而且把讨论引向了更加表面的问题。过去的精英们创办了大众广播公司(PBS),但是,今天的精英阶层是不会收看大众广播公司的节目的。

关于领导集团彻底脱离大众的经典描述,是暴君尼禄(Nero)在罗马城发生火灾时仍然在弹琴作乐,不过我们现在的情况还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是,所有这一切的另一面却更加清楚地证明,选民不是傻瓜的原则,是完全适用于大众选民的。与以往相比,大众选民的思想更加敏锐、见识更加广博、受教育的程度更高,而且,他们更加实在了。所以,如果能把喋喋不休的精英和不切实际的记者的那些说法抛到一边,你就能够与某些非常聪明的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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