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末，一位穿着西服戴着三角帽的播音员在电视上宣布：今天，7月4日，是我们伟大国家的独立日，让我们一起来庆祝吧。随后，他和他身边的一位女士向大家挥着手，共同吹响了卡祖笛。这种笛子的声音，比我们家风扇的声音稍微小些，很刺耳。我独自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之前母亲向我们承诺过，如果天快黑时，她会带着我们到市区的河边看烟花。想到这些，我急忙穿上我的蓝色短裤和扎染衬衣—一身过节的装扮。但我在房间里待的时间太长了，我出来时，母亲早去了“水槽酒吧”，这个酒吧是她最近发现的，她每次都从那里回来得很晚。她从圣帕特里克节（3月17号）后就经常光顾那里了。
父亲和母亲曾带着我们参加过一次圣帕特里克节。
那天，在蒙蒙细雨中，我们从86号大街开始，穿过公园，看见那些身穿苏格兰短裙的男人吹着风笛，用力地敲打着鼓，声音震耳欲聋。为了图个吉利，我和莉莎脸上涂了幸运草图案。在坐火车回来的路上，父亲一直让我睡在他的腿上。
那天母亲没有和我们一起回来。正当我们准备离开福特汉姆路时，她遇到了正去酒吧的一位朋友，她就跟着朋友一块儿走了。父亲对我们解释说：“你们也知道，圣帕特里克节上可没有什么可喝的。”回家后，我洗掉了脸上的图案，坐在窗户边等着母亲回来。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时不时地靠着窗户打瞌睡，直到凌晨3点，母亲才回来。她醉醺醺的，浑身酒味，走路摇摇晃晃的，进门倒头就睡了。从那以后，她就经常光顾那个酒吧了，她随时都可能过去。
随后的几个小时里，我一直穿着我的蓝色短裤和扎染衬衣，坐在沙发上，不断换着电视频道。我想母亲可能是因为我的原因才偷偷去酒吧的。因为我经常一遍又一遍地问她“你必须要去酒吧吗？你到底几点能回来呢？”之类的问题。有时我是情不自禁地问她这些，我还跟着她到门口，牵着她的手舍不得松开。每次她出门之前，我都重复地说：“快点回来，好吗？好吗？”直到她关上门为止。我想这可能让妈妈有点烦。如果我不那么黏人，妈妈可能就不会溜出去了。
又几个小时过去了，重播的新闻都结束了。我站了起来，离开客厅准备去睡觉。当我走到卧室门口时，母亲突然回来啦。
“你猜我带什么东西给你啦？”母亲高兴地说。
我听到了几声打火机点火的声音，我想母亲可能在点烟。紧接着我又听到了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像是小蜜蜂在振动翅膀。
“妈妈！”
“看我为你们带什么礼物啦？小南瓜，叫你姐姐去。”
母亲点着一根魔术棒，它闪闪发光，银白色的光照亮了整个客厅。
“当当当当！”母亲举起这根魔术棒唱道。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母亲另外一只手上的塑料袋里装满了烟花。
那晚，我们坐在门阶前，和邻居们一起把母亲带回的烟花一个不剩都放完了。我和小朋友们一起跳舞，转着圈，烟花在我们身边噼噼啪啪地响着。父亲在一旁护着我们，他拿起一个玻璃瓶，教我怎么把烟火放在瓶子里，让它在空中炸开而不伤手。母亲则坐在门阶上和1A公寓的路易莎聊着天。
“嘿，莉丝，你去拿根木棍放在瓶子里面，这样你就不会被烧着了。”父亲对我说。
我在父亲旁边缩成一团，帮他点燃烟花。点燃后，父亲用自己的身体挡着我，护着我。此时，我闻到了他身上的味道，和刚划过的火柴的味道混合在一起。他的手可真大，他拉着我，向我演示如何抛掷这枚小型“炸弹”。我们一起退后看着烟花瓶在空中炸开，粉色的光束喷洒而出，划破了黑色的静谧夜空。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放完了所有的烟花。每次，当银光划过漆黑的天空时，我和姐姐都会鼓掌喝彩，母亲挽着父亲的手，靠着他的肩膀微笑着。
那是1985年的夏天，就在我上学前不久，在我印象中，这是我们一家四口最后一次甜蜜开心地在一起。在那之前，不管家中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拿去与别人比较，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和其他人家的区别。我只知道我的母亲是位真正的母亲，父母一起共同努力满足我们的需要。就算他们不努力去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也不会在意，因为我不知道除了父母的爱之外我还需要什么。
夏天的逝去，不仅带走了它的温暖，也带走了我们家和睦团圆的气氛。我猜，你可能会认为，我们一直生活在由4人小世界组成的某种泡沫幻影之中。但在我眼里，我们家和其他在学院大道里生活和挣扎的家庭一样；有时我们会面临很艰难的事情，但我们彼此拥有，这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