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很多。这立刻引起了我的警觉，因为我们还从未在媒体上说过有关杀手保存受害人的化妆品的事。媒体只是披露了杀手给受害人化妆的事，但他们不知道他保存着她们的化妆品。所以，当她告诉我她看到了那些化妆品时，她的话立刻变得合情合理了。”
博斯喝了一些水，那是法警早先给他倒在一个纸杯里的。
“好吧，接下来你是怎么处理的？”贝尔克问。
“在我看来，在她出去打电话、我来接了她、我们又回到海佩里恩的这段时间里，他有很好的机会再出去寻找一个受害者。所以，我认为那儿很可能正有另外一个女人处于危险之中。因此，我下了车，跑上去了。”
“你为什么不叫后援呢？”
“首先，我想我没有时间等后援来，哪怕是五分钟。如果他已经找了另外一个女人，五分钟就足以要她的命。而且，我也没带对讲机。我没法叫后援，即使我想去――”
“对讲机？”
“那是一种便携式的无线电设备。警探们执行任务的时候通常都带着它。但问题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对讲机给每人配一台。我那天是要回家的，所以不想带走一个，因为我要到第二天晚上才接班。如果我带走一台的话，第二天就少了一台对讲机可用了。”
“所以，你没法通过对讲机叫后援。那为什么不用电话呢？”
“那是一个住宅区，我没法开车去找一个付费电话，或者去敲哪家的门。那时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我想没有谁会立刻给一个声称自己是警察的单身男子开门的。这一切都是时间问题。我想我没有时间。我只有自己上去处理了。”
“后来怎么样了？”
“我认为有人正危在旦夕，所以我没有敲门就闯了进去。我掏出了枪。”
“是把门踢开的吗？”
“是的。”
“你看到了什么？”
“首先，我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大喊着‘警察’。我往屋里迈了几步――那是个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公寓住宅――我看到了后来证实是丘奇的那个男人，他就站在床边。那是一张可以折叠的沙发床。”
“他在干什么？”
“他浑身赤裸地站在那儿，就在床边。”
“你看到有别人吗？”
“没有。”
“然后呢？”
“我大喊着‘别动’或者‘不许动’之类的，又向里走了几步。起初，他没有动。后来，他突然向床那儿弯下身，手伸向枕头。我叫着‘不’，但他没停。我看到他的胳膊在动，好像手里抓着什么东西，然后开始把手往回收。我开了一枪，那一枪要了他的命。”
“你认为自己离他有多远？”
“我离他有二十英尺远。那是一个大房间。我们分别在房间的两边。”
“他接着就死了吗？”
“很快。他倒在床上。后来尸检表明子弹由他右胳膊――也就是伸到枕头下面的那条胳膊――下面射入的，穿过了他的胸膛，击中了他的心脏和两叶肺。”
“他倒下以后，你做了什么？”
“我走到床边，检查了一下他是否还活着。那时，他还没有断气，所以我给他戴上了手铐。过了一会儿他就死了。我拿起了那个枕头，下面没有枪。
“那儿有什么？”
博斯直视着钱德勒，说：“令人百思不解的是，他要去拿假发。”
钱德勒正低头忙着写东西，但她这时停下来，抬头看着他。他们的目光相遇，然后，她提出：“反对，法官阁下。”
法官同意删掉博斯的评论。贝尔克又问了一些有关开枪现场的问题，然后就转到了对丘奇的调查上。
“你不再是专案组的成员了，对吗？”
“是的，按照惯例，他们派给我一些案头工作，并且开始调查我在枪击事件中的行为。”
“那么，有关丘奇的案子你知道调查结果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