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骨佬”在前面的角落里，低着头，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他和卡崔娜约会有几个月了。尽管“排骨佬”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对于帮派成员，或者实际上计划区里几乎任何年轻男性来说，有多个女朋友并非罕见，但是他和卡崔娜建立了友谊，并且在一段时间之后，变成了爱人。有时候，我会遇到他们两人在一家当地餐馆一起学习。卡崔娜被杀的时候，“排骨佬”正要为她而跟他的女朋友分手。
在这个计划区，任何生命的丧失都会被悼念，但是程度不同。那些选择了毒品和街头帮派生活的年轻男女，也就被公认活不长久了。当他们当中有人死去的时候，他或者她当然会被哀悼，但是不会有任何强烈程度的震惊，大家都会认为，死亡总是一种好的选择。但是对于像卡崔娜这样拒绝走这条路的人，死亡就会带来深深的震惊和怀疑。她是上千个逃脱了社会工作者、警察和任何其他人注意的年轻人之一。像卡崔娜这样的年轻男性和女性们，对教育、工作和自我进步有着真正的兴趣。这个计划区的成人们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而且我想我也一样。她的死亡带给我永远不会褪去的痛。
卡崔娜曾经写过的文章包括在这个计划区里家庭生活的困难，妇女们独立的必要性以及穷困人口的模式。写作似乎为卡崔娜提供了某种解脱感，仿佛她最终可以面对自己过去的难处；它还可以帮助她发展出一种坚强而自信的表达，跟她的英雄，贝利女士相像。
出于对卡崔娜的悼念，我想我可以拓宽这一想法，为这栋大楼里有兴趣回到学校的年轻妇女们创办一个写作小组。我跟贝利女士谈论了这一可能性。“好主意，”她说，“但是慢慢来，尤其是当你要跟这些年轻妇女打交道的时候。”
指导这样一个小组，我感到很紧张，但我同时也很乐意。到目前为止，我跟租户们的关系一直都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向的；在罗伯特 泰勒过了这么久，我觉得我应该回馈一些东西了。有几次，我曾经为了社区里的某种项目，设法从我的教授们那里请求了捐助，五十块或者一百块。这样的钱可能会派上很大用场，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相当非个人的帮助。我希望可以做一些更加直接的事情。
我以前从未参与过标准的慈善活动，比如做篮球教练，或者在一所学校里做志愿者，因为我想把自己与帮助家庭和在这个社区里负责项目的人区分开。我曾经听过许多租户批评这些志愿者们屈尊俯就的态度。不过，写作小组好像很合适。在这个社区里厮混了几年，我相信我可以避免这类的命运――排外、冷眼相看、故作谦逊的回应――这些经常欢迎来到此地做好事的态度。
我与地盘上太多人之间的关系都疏远了，这一事实现在还让我晕头转向。我觉得内疚，而且我需要把人们重新拉回到我这边。
在这个计划区里所有的人当中，我是最没有与年轻妇女相处的经验的，尤其是单身母亲。我有一点紧张，尤其是因为贝利女士、梅女士和其她年长的妇女们都警告过我，不要和年轻妇女们太过接近。她们认为，这些妇女们会视我为一种资助源泉。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团体聚集在任何我们能找到的地方――在某人的公寓里，在小餐馆里，在外面的某棵树下。刚开始，小组里有五位妇女，后来更多的人听说了，我们就增加到大约十二人。集会很随意，而且参与者并不固定，因为这些妇女们都有家庭和工作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