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一个典型的愤青，我不想当一个愤青都难。我记得我读高中那阵子，社会主义阵营正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思想政治课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这些知识充盈我的头脑，生根发芽。
我上大学时，是最后一届国家公费，每年只交点住宿费，其余的都免了。那时读的北师大属于师范专业，生活补助也比较高。我算了一笔账，几年大学读下来，净赚了国家2000元钱，国家对我是有帮助的。
这样的成长经历，我没有理由不是一个爱国愤青，没有理由听到批评中国的声音不火冒三丈。毫不夸张地说，我那时比现在沉迷于网络游戏的愤青更加愤青。1996年，当我读了《中国可以说不》后，我就被烘烤得像一点火就着的干柴，自大狂热得很，大有我是愤青我怕谁的气概。
只是，现在，我承认自己曾经是一个愤青。除了客观的原因外，我抱着一种并非光荣的心态，绝不像有一些暴富以后的人，喜欢把“我是一个农民”挂在嘴上，把自己的贫穷当做一种荣光，反正自己能干——我曾经是农民，现在成了富豪，本事大着哩。
在我看来，当愤青并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所以，我为自己曾经是一个愤青而感叹见识太少。然而正像有些人所说的，25岁以前不当愤青没有血性，30岁以后还当愤青太愚蠢。在中国，当愤青或许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下面我就讲几件我当愤青的“光辉业绩”，以警示那些仍然视做愤青为荣的人。
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记得下半夜，我在梦里被吵醒。宿舍楼下有人高声大喊“打倒美帝国主义”、“血债血偿”。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同学们都忙着撕床单写标语。我从衣柜里找出一件白T恤，用红墨水写上“我以我血荐轩辕”，就跑到楼下，融入到队伍之中，去一个个的宿舍楼前动员：“数学系的，就差你们了”……这样一个个宿舍动员下来，天色就大白了。
别以为这一片好心上面会很感激，当我们要走出校门时被学校拦住了，要跟上面汇报。在学生代表答应不乱来，并有辅导员随从的情况下，一场漫长的散步才开始了。
我不知道从铁狮子坟到东交民巷有多远的距离，我记得清楚的是自己的一双运动鞋被生生地走坏了，脚也走起了血泡。可是，在美国大使馆前面我们能干什么呢？什么也干不了。地上连个细小的石子都被抠光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中国武警拦着，只能看到使馆大院里乱七八糟的石头和四溢的鸡蛋黄，还有被砸得面目全非的汽车。在东交民巷周围，一条条的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如果发生骚乱，踩死千儿八百的我看轻轻松松。
憋着一股子热血去了，一身虚脱般地回来。至于为什么要去？去了又怎么样？我真的对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有深切的思考吗？没有，自己没有去细想，但是我不加入这场散步，我就会很另类，至少是太不时尚了。我只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陀螺，被人抽了鞭子就转，嗡嗡地去战斗，不抽鞭子就停下来。为什么要转？为什么要战斗？那都不是我自己要去思考的事。
而那些我所耳闻目睹的学子们的表现还历历在目：有一个学子说，这样真爽，不用上课了；一个学子说，那么多人走在大街上，很多人出来观看，很威风；再有一个学子朝美国大使馆扔了一个石块，回来四处炫耀；还有一个学子说，某某大学的学生在游行时砸了肯德基，抢回好多好吃的，我们没有动手太老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