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上午九点三十九分
格雷厄姆医生从淋浴间走出来，他的房间被安排在特使度假旅馆。他整天都在找汉克·索耶，一个男警官一直告诉他索耶因公务缠身而不能和他说话。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他杰茜卡的地址，另一扇门又在他面前关上了。这使他想起自己曾经是一个被判刑的罪犯，警察因为他太危险而不让他知道自己女儿的地址。
他的衣服整洁地叠在床上，一件纯白的衬衫和一条牛仔裤。他走到能看到部分海景的窗子前。他小时曾来过加利福尼亚一次，但他已经忘记了它的景色有多么优美，气候有多么宜人。他把手按在玻璃上，不明白侦探为什么要让他飞过来。索耶在电话里说杰茜卡可能是那些可怕犯罪的嫌疑人。
当他的弟弟给他看报纸上的文章时，他不愿相信这一点。他想的只是重新见到他的女儿，并且可能重新获得行医的资格。坐在飞机上时，他简直激动不已。他想起了杰茜卡柔软的红头发、洁白的皮肤、顽皮的笑声，还有他作为一个父亲对她的爱。她还喜欢吃通心粉、奶酪和巧克力，喜欢垒高积木。他和谋杀案侦探那场令人担忧的谈话给他的预期蒙上了一层阴影，现在他有更为严肃的理由要去见她。
他不明白杰茜卡是怎样冒充梅洛迪·阿舍而侥幸成功的。
他认识阿舍一家，他们住在纽约北部，离他们家很近。菲利帕，他死去的妻子，继承了塔克西多乡村俱乐部的房子，还有几百万的股票和债券。如果不是因为她挥霍无度，杰茜卡也会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年轻女人。但她永远不会拥有阿舍家那么多的钱。
阿舍家是乡下最富有的家庭之一。莫顿·阿舍在1903年建立了阿舍制药公司，与其他大多数公司不同的是，它是由私人建立的。莫顿和伊丽莎白·阿舍死后，财产落入他们的两个儿子——雷蒙德和肯德尔手中。肯德尔在越南身亡，雷蒙德结婚后生了梅洛迪。在一次被公众高度瞩目的交通事故中，雷蒙德和其他四个人都死了。五年以后，他的妻子布莱斯死于肺癌。梅洛迪继承了大约五千万美元，而这只是公众披露的数字。在十八岁的时候，这位女继承人失踪了。
格雷厄姆必须承认这两个女孩非常相似，至少当他最后一次见到她们的时候是这样。菲利帕认为身高是她们建立友情的原因之一。杰茜卡是她们班上最高的，梅洛迪只比她矮一英寸。但所有的人都对梅洛迪赞赏有加，杰茜卡对此非常嫉妒。
在塔克西多乡村俱乐部，人们是按照财产而不是人格分成等级的。谈论金钱被认为是庸俗的，但稍微有点儿脑子的人都知道，当一个人说他们终生不需工作一天的时候意味着什么——祖传的财产。祖传的财产和新赚的钱是不一样的。
枪击发生的当晚，格雷厄姆医生担心杰茜卡将会永远不能说话了。她说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她的父亲告诉她，那是他的错。在审判中，她作证说，在父亲手中的枪发射之前，她从来没有见过它。即使是地方检察官也怀疑这次枪杀可能是一个事故，但是因为格雷厄姆已经把凶器毁坏了，并且在死亡发生时没有立即通知警察，所以杰茜卡说的就显得相当可信了。
当他第一次被逮捕时，他想，救赎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接受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必须保护他的女儿，那是他家庭剩余的全部了。杰茜卡要么是已经把事实深埋在潜意识里面，要么就是因为害怕警察会对她做什么而撒了谎。
杰茜卡对她父亲的态度几乎在步枪停止冒烟之前就改变了，他在法庭上从她看着他的表情中感受到了这一点。警察和起诉人对她进行了教导，她显示出了一个幸存者坚强的决心。
在监狱里，格雷厄姆医生认识到自己犯了另一个错误。他的行为等于向他的女儿表明，只要她不被发现，撒谎是可以的。杰茜卡可能永远不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当事情出现在她身上的时候，她就会采取拒绝和否认的态度。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一定与那个夜晚直接有关，她对他弟弟的指控使他感到震惊。她的头脑已经失去正确的判断力，她不仅说谎，而且对此信以为真。
格雷厄姆医生想起了在对他的审判中，警方调查人和起诉小组非常关注她的女儿。他们在证人席上给她拍照，还冲着他的女儿微笑，以表示对她的鼓励。
他与那些犯有恐怖的暴力行为的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子使他懂得了很多东西，他发现他们的诸多问题都是在童年时候形成的。他女儿身上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是在肥沃的土壤中播下一粒种子，只要再加上一点儿水，这位种子就会变成完全的犯罪。
电话响了，他希望那是侦探打来的。但是令他失望的是，那是来自文图拉星报的一个当地记者。他像连珠炮一样提开了问题。
“在过去的十六年里你一直待在监狱里，是真的吗？”
“你知道我的女儿住在哪里吗？”他说。“没有人愿意告诉我。”
这不是他接到的第一个电话，他不知道新闻界是怎样知道他住在那里的。
“是的，”记者说。“喂，你在吗？格雷厄姆医生？”
他能愚蠢到相信一个来路不明的记者的话吗？他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他的脉搏开始加速。“是的，我在这儿。她在哪里？”
“不要着急，伙计。我不会白告诉你的，幸运的是，你也有我需要的东西。”
格雷厄姆医生刚要挂电话，又听到那个记者还在继续说：“如果让我对你们的故事和你们的重逢作独家报道，我会亲自开车把你送到她家。你对此有兴趣吗？”
“成交。”
不到二十分钟，记者敲想了格雷厄姆旅馆房间的门。杰克·奥弗顿是个小个子、棕色的头发、修剪得整齐的胡子。他们进了一辆黄褐色的别克车，没有任何迟疑，这个记者就开始询问他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他的女儿，他的被判入狱，还有那些导致他被判有罪的事情。他拒绝回答奥佛顿提出的所有问题，但这个人一路上一直喋喋不休，从里程表上显示着他们走过的距离。
“我们到了。”奥佛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