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我们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许多年，甚至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心灵挣扎之后，我们终于了解：生命跟生活领域的目标，体现了我们生命的价值，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意义。而人类自有生命以来，都是为了解决“自我价值”这个问题而来的。这也就是每当我们的价值无法被满足时，我们就会显得不开心的根本原因。一旦我们失去个体的自我价值感，或者自我价值被否定时，就很容易被激怒，甚至有可能做出极端或毁灭性的行为。
有记者从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了解到，自杀在我国已成为位列第五的死亡原因。而在15岁至34岁的人群中，自杀更是成为首位死因。从世界范围看，目前每年估计有100多万人死于自杀，而自杀未遂的人数则可能是自杀死亡者的10倍20倍。我国自2000年以来，每年10万人中有222人自杀，每2分钟就有1人自杀、8人自杀未遂，自杀未遂者往往也造成不同程度的功能残疾。自杀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人类最大的恐惧就是缺乏真爱及自身生命价值感的缺失。而许多时候，我们中大部分人从懂事开始，就以他人是否正面响应你来评断自己的价值，从那当中，我们学会并习惯了向外建立自己的价值，这实在是个错误，但却根深蒂固地渗入了每一个生命经验里。一代又一代延续着，经验毫无差异。于是，我们承受了各式各样的生命创伤，有待治愈。因此，我们需要先清楚意识到这个生命实况，才能释放从中滋生的种种情绪，而这正是所有心怀伤痛的人学习把有条件之爱转换成无条件之爱的必经之路。因为每个人穷尽一生苦苦追寻的就是无条件的真爱关系及自身生命价值的体现。社会上不停发生的毁人及自毁惨剧，追根究底，无不是因为极端缺乏被认可被接纳的真爱关系，自身价值感的严重缺失所导致的极端行为。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上，叶匡政先生在其腾讯博客上的一篇“价值崩溃是富士康N连跳的根源”，做了相当客观深入的解读：
……自杀源自异常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社会和自身对于人的价值判断。当社会把财富和权力、把“有房有车”作为成功的唯一评判标准时，达不到这种标准的人生，无疑就成为没有价值的人生。正是这种价值判断，成为诱发自杀的心理动机。
人对价值的认定有两个层面，一种是根本价值，一种是社会价值。根本价值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价值判断，这是让人安身立命的价值，它的来源是宗教、文化传统或家族传承。根本价值是一个可以互相支持的价值体系，它有一系列的价值认知，比如人与他人、社会、自然、历史、政府、国家、财富等等关系。当代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完全断绝了社会价值观与宗教及文化传统的联系，使得很多年轻人在今天，对根本价值的认知是简单和绝对的，衡量事物和人的价值标准只剩下了财富或权力。根本价值的缺失，在新一代打工群体中表现尤为明显，老一代打工者还有村庄和故乡作为安身立命的价值。富士康自杀者卢新在日记中就说：“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这里的迷惘就是根本价值的迷失。一个价值缺失的人，如果有来自民间社团或家庭的抚慰，有感情链条的连接，也能避开自杀的威胁，因为从中可获得情感上的理解和扶持。从理论上讲，一个人生存下去的价值体系遭到摧毁，又没有来自任何亲密关系的安慰，生活里的任何小事，都可能成为他的自杀理由……
除了众多防不胜防的自杀案件之外，2010年3月份发生在福建南平的校园惨案及之后雷州、泰兴一系列类似案件更是让人痛彻心肺。没什么比孩子的苦难更触痛我们，没什么比孩子的安危更揪人心。鲁迅就一再呼吁过“救救孩子”，他还曾经说过一句话：“远方的人与我们有关。”我们未必非有鲁迅如此兼济天下的胸怀，但相信你一定清晰地记得，在南平惨案里，死亡8人、受伤5人，更可怕的是，郑民生的暴行就像一个噩梦的开端，似乎成了那些雷同血案的导火索，以至50天内连续发生六起校园惨案。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校园安保问题，终在经过30年断断续续的热议后，于2010年的血泊之中上升到国家高度。当然，对校园的杀戮，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开脱。无论受到何等挫折、不幸、不公，都不能成为滥杀无辜的理由。然而，当效仿者接连而起，除了要求严惩作恶者的愤怒，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反思？南平惨案发生后，即有文章指出，校园外的社会才是最应该去找寻的原因。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通过香港凤凰卫视讲话，表示要正视事件的根源，在加强治安措施之外，探讨“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这些案件中的犯案者，有失业的，有久病的，有被拆迁的……多数性格偏执或近于偏执。作为离职医生的郑民生和作为乡村教师的雷州血案凶犯，无疑属于社会的边缘人群，当他们的怨愤需要无辜者来买单时，这种“无差别杀人”的恐惧就势必加剧人们彼此防范的心理，也必然增大社会群体间的裂痕。事发伊始，网友余恨潇潇在其腾讯博客写到：“南平惨案，我们不能是旁观者”：
……43岁的郑民生，因工作和婚姻的多重挫折，心态扭曲，故意杀人。这样简单的概括，显然不能洞悉他从一个正常人沦为社会边缘人之后，心态失衡、畸变的复杂过程。而类似的因心理失衡而疯狂报复社会的，也不是个案，这些案例，可谓令人发指，让我们难以置信，但却如此高频次地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在震惊之余，确应痛定思痛，深长思之。
在我看来，他们的人格扭曲、心理畸形，首先是与他们所受的教育相关。检视一下我们的教育，在人格和情商培养方面，是存在严重缺失的。其次，缺少一个性格缓冲和心理疏导的社团组织。人可以通过交流来缓释一下心理的紧张和对立。一旦游离于“单位”之外，特别是被社会边缘化之后，很可能会造成心理扭曲而不能自拔。其三，社会上不良信息的刺激和影响，让本就存在心智问题的人，容易走向极端。诸如恐怖和犯罪影视剧的泛滥，暴力、偏激的电脑游戏的刺激，都会对人格存在缺陷的心理机制，产生诱导；其四，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缺少一个有力的社会纽带在维系，在出现问题而自身难以消化的时候，矛盾也可能因为一时的应激不当而走向极端；其五，缺少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未来的期冀的信仰等等。
我们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由于利益调整，有相当一些人被抛出了社会的正常轨道，沦为别人眼里“可有可无”的边缘人，这些边缘人面临着“家庭不关心，社会不关怀”的境地。据报道，郑民生在与原单位领导产生矛盾后辞职，频频就业受挫，自己想开个体诊所又拿不到卫生局批文，加上连续恋爱不成，与父母挤住一起，境况窘迫，尊严尽失。如果他们缺少心理的调适能力，社会又没有周到、有效的心理干预机制和生活救济机制，一旦心理畸变，行为失控，将是非常可怕的定时炸弹。而这样偏执型、分裂型人格的人在目前并不鲜见。
应该说，党和政府，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政府不能包办一切。如何给一些弱势群体中的边缘人以一定的心理干预，让他们建立心理缓冲区，把一些可能走向危险边缘的人用关爱和尊重拉回来，则是当务之急。
所有人，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分子，哪怕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是社会的异类，在一个文明社会，不可能用隔离和防范，将他们置于我们认为安全的地带。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对别人给予起码的尊重，对弱势者给予必要的援手，有时候，很可能一个不经意的善举，就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同时，也可能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南平血案，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都是受害者。一方面我们要强烈谴责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要反思血案背后的社会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