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譬如，落实政策、复查案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我非常关心，并积极参加了这项工作。因为它是关系到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是否贯彻执行的问题，关系到党的历史的重大问题，关系到“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关系到成千成万广大干部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在工作过程中，我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对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理解与体会，特别是对刘少奇同志冤案的平反以及因刘少奇同志冤案受牵连判刑的案件的平反，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含义，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有了进一步的觉悟。
任顾问这五年，我除了坚持参加常委集体学习外，还抓紧时间阅看各种文件和资料，把其中的重要论述、方针政策、有指导作用的内容、典型事例等，都认真记录下来，结合实际加以运用。我体会到：只有坚持不懈地学习，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避免思想僵化，当顾问才能起到参谋和助手作用，提出些好建议。说话在理，才有人听。每天读报看参考是多年来的习惯，我现在还是这样，这个习惯确实对工作、对学习、对自我改造都有很大好处。
处理好上下左右关系 搞好传帮带
苏：当时您提建议，领导态度怎么样？
刘：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只要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在工作中，凡是涉及比较重大的问题，例如人事的安排和处理，业务工作上的建设和改革，以及涉及到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我都是尽力先把情况搞清，然后向主管局长或常委会反映，既要把自己的意见说清，又要尊重别人的意见，通过讨论?-商解决，自己从不擅自作主。其他一些不涉及大局而自己又可以处理的问题，就不用去增加别的领导同志的负担，我就直接找主管同志或批给有关单位处理。
要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我感到关键的问题是要谦虚谨慎。当时公安局的一些领导同志，过去都是一起工作的，相处多年，比较熟悉，比较了解，虽然我当过领导做过上级，但如果不能把自己摆到适当的位置，而以老资格、老领导自居，认为采纳了我的意见就是尊重自己，不采纳我的意见就是不尊重自己，甚至互不通气，擅自作主，这样就不能处理好关系，对工作也不利。因此，在工作中，他们比较尊重我，我也很尊重他们，大家同心同德，团结起来，一心想把工作搞好。
苏：老同志的工作?-验在传帮带上是很能发挥作用的。
刘：中央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必须努力吸收能够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而又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领导工作。自此，选拔和培养接班人，成为我们老同志的光荣责任。
要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传下去，把老一辈的革命?-验继承下来，除了?-常进行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靠我们这些老同志的身体力行，去影响他们，带动他们，给他们做出一个好样子。在这方面，我们已去世的老局长邢相生同志做得很好，他一贯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忘我工作，生活上艰苦朴素，从不搞特殊化，一直到他病故在战斗岗位上。邢相生同志是公安战线每个同志学习的榜样。
我力求按《党章》、《准则》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力行，这两年来，凡是通知我参加的会议我都参加，哪怕开到深夜也坚持到底；凡是重要的文件，我都认真阅读，认真学，对应该提出注意的问题，批注上意见，供有关同志参考；凡是请示报告，我都明确表态并批注意见。局里给我配备了专车，能少坐我就尽量少坐；同志们跟我这聋人讲话要通过写字，我就尽量找些废纸来写来用；那些年，尽管年老体弱，我基本上坚持了正常工作，没有缺勤。我想：领导要做好样子，就要从严要求自己，从点滴做起。
综合治理青少年犯罪等刑事案件
苏：十年“文革”后，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相当严重，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中央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在?-过几次严打和整顿后，1981年5月，中央政法委召开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明确提出“综合治理”来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您能谈谈北京的具体情况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