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峰（以下简称苏）：刘老，您是1977年恢复工作的，能说说当时您的情况吗？
刘涌（以下简称刘）：我是1977年9月恢复的工作，党组织?-决定要我仍回市委政法委?-助郭步岳同志工作。当时市公安局两位领导刘坚夫、邢相生请求市委让我回公安局?-助工作，根据当时的工作需要以及我的身体状况，让我担任了北京市公安局顾问，并参加局党委常委工作。
老公安重新回来
苏：您的身体当时怎么样？
刘：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一些考验，但我的身体没有太大问题。1962年，我因患病后药物中毒，引起耳鸣、耳聋、重听，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迫害，被“专政”，“流放”外地劳动等，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文革”后变成全聋至今。
粉碎“四人帮”后，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党和国家得到了挽救，我也有了重新为党工作的希望。?-常与一些老同志谈论“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遭受了莫大损失，都迫切想着为党工作，补偿“文化大革命”的损失。
可是自己失去了听力，工作有一定的困难，怎么办呢？正当自己为此忧虑的时候，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过程中，有一批年老体弱的同志被安排做了顾问。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心情豁然开朗起来，我想，这样可好了，既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又能照顾老同志的实际困难，也有利于提拔新生力量，更新领导班子，对党、对国家、对个人，都是有益的大好事。我虽然两耳听不见了，可是身体尚好，如果安排我当个顾问，仍然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过了不久，我的心愿实现了，我愉快地接受了中共北京市委的任命，回到了多年工作过的公安机关，当了市公安局的第一个顾问。
北平刚和平解放，我是接管北平市伪警察局工作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之后一直在公安局工作，对这里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这次又回来工作，大家热情地欢?-我，恳切地希望我这个老公安发挥一些作用。有的同志听说我当了顾问，便对我说：“你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北京市委常委、政法部长，老干部落实政策就应该官复?-职，在公安局当个顾问，这不是降职使用吗？”我知道这些同志的心情，可是我想的是：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破坏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国民?-济推上了崩溃的边缘，现在要拨乱反正，公安局又是个“迫害”横行的重灾户，有多少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做啊！我这个共产党员从来就?-泊名利，官和职不是个人私有的东西，不能老把眼睛盯在“乌纱帽”上，过去“四人帮”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力，现在党又给了我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应该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同时，我们党和国家要搞“四化”建设，班子应该搞得年轻点，老同志让贤是光荣的。后来，组织上又征求我的意见，准备调我回市委工作，我考虑到自己身体条件的实际困难，婉言谢绝了组织上对我的关怀，决心把顾问工作干好，干到底。
评价罗瑞卿：“只有好印象，没有坏印象”
苏：您是老公安了，1978年8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逝世，您能谈谈对他的印象吗？
刘：1965年12月的一个晚上，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上海会议文件，说罗瑞卿同志反党反中央，被免除了一切职务。 不久，公安部召开了全国公安系统县局以上干部会议，要求“肃清罗瑞卿在公安部门的影响”。北京市公安局讨论此文件时，我是作为市委常委、市委政法部部长出席的会议。我在发言中详细列举了事例，说明罗瑞卿同志任公安部长包括兼北京市公安局长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政绩是非常突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我对他“只有好印象，没有坏的印象！”
第一，罗瑞卿在任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推动了全国公安工作的开展。罗瑞卿同志坚决落实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毛主席提出的工作方法，大兴调研之风，加强对北京市公安局各项业务工作的调查研究，在组织上有一些调整，业务上有改进、有创新。在了解掌握事实的基础上，以点带面，把北京作为基本试点，推动了全国公安调研工作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