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临走的时候，让萧乾等着。
晚上文洁若由出版社回到家里，还没进门，就被萧乾堵在门口：“发生了一件大事。是特大喜讯!”萧乾兴冲冲地把郭小川来访一事告诉了妻子。
萧乾的激动和兴奋，感染了文洁若。她知道丈夫过去的苦恼和现在的欢喜：他大半生都从事写作，解放后头几年却叫他搞对外宣传。好容易调到作家协会，也只能编编刊物，搞搞翻译。每回看到院里的作家们在灯下忙着搞创作，他心里多么羡慕。现在有可能把时间、精力统统用在创作上了，他怎么能不欣喜若狂!
果不其然，没多久，他在《译文》的职务真的给解除了，正式通知他做专业创作人员。
他决心好好抓住这个机会。他走访了几位朋友，向他们请教，做计划。然而朋友们给他泼冷水。他们和他酷爱的作家角色这一理念并不相同。有的劝他说，这主要是一种政治待遇，不一定非拿出作品不可。还有解放后按月领创作津贴，什么也不做的呢。可萧乾觉得要珍惜，不能糟蹋自己的机会。30年代就做过写有关宗教伪善的长篇小说的计划，一场战争把它吹掉了；几年前忙过的电影剧本，也拖得不了了之。而今给了时间、条件，还不抓住；他不仅要视之为一种工作，而且也是一种使命。
可是他哪里想到，他的希望，他的计划，很快就化为泡影，因为没几天，“反胡风运动”就打响了。作协领导忙着投入战斗了，又哪里顾得上研究他的这份计划。“胡风事件”升温很快。《胡风三十万言书》中写道：(胡风：《胡风三十万言书》，第２７５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我理解到党所达到的高度集体主义，是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非党和反党的毒害从内部瓦解的艰难的难关，这才通过血泊争取到了胜利……这才比以前数百倍强烈地感到了因为是通过这样的斗争所以才能够取得了的胜利，我所分享到的一分胜利的光辉对我显得更加亲爱，同时也使我深深地感到了内愧。
但是，这样的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错的。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在第二、三版分别发表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整理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在《我的自我批判》之前，加了一大段编者按语。按语说，将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一同发表，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按语批评胡风检讨中的一些提法,“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5月18日，《人民日报》又以二、三两整版的篇幅，在“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全国各界著名人士的二十几篇文章，内容主要是批判胡风的“假检讨”,“揭穿胡风的反动面目”。该年1月初展开的胡风思想批评，从此转为另一种性质的声讨。5月24日，《人民日报》又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这第二批材料，全部是胡风在1949年以后写给朋友的书信摘录。依编者按所说，集中收这几年的信，是因为,“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5月底，批判继续升温。5月31日，《人民日报》出现通栏标题：“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并以整整四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多篇文章。6月10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在《人民日报》上公布，同时配发社论和十九条按语。为了响应号召，全国文联系统率先上阵，同声声讨。5月下旬以来，上海、杭州、重庆、成都、沈阳、北京等地的文艺界纷纷集会，文艺界人士各各撰文，揭露、批判胡风。5月2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又一次召开联席扩大会议。该会由郭沫若主持并做题为《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开幕词，同时通过了一项包括开除胡风作协会籍，撤销其所任作协理事、文联委员、《人民文学》编委，吁请人民检察院对其“进行必要的处理”的决议。然而，就在大会通过这样一项郑重决议的时候，胡风等人已经入狱一个星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