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战伊始，美国政府就已经是靠赤字运行。如果没有新的税源可资调节（其实开战不久，税收就已经开始降低，高收入阶层所降尤甚），而非国防性的开支还在持续地增长，那么，出于预算的考虑［50］，一个理性的假定就是，迄今为止的所有战争经费都是靠借贷来筹措的，都要计入已经负债运行的联邦预算中。因此，在“实际而中肯”的第二个方案中，我们在国家现行9万亿美元的债务基础上又加上1万亿用于偿付战争借款的债务。［51］ 所有的债务都得还本付息。终将支付的费用共有三部分：一是自借贷以来已经偿还的本息；二是尚未偿还的本息；三是为了继续作战而必须借贷的款项以及这些款项的利息。就第一部分来说，我们已经支付了1 000亿美元，仅伊拉克一地就支付了750亿。有人认为，我们不应当将利息计入战争费用。但布什政府的确选择了这种借款方式来维持战争，同时还降低了税负而不是缩减开支。我们或可采用其他方式来支付战争费用，而不一定非得对战费支付利息，但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假定。如果这一假定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许多角度来看待伊拉克战争费用，从而得出与此相似的结论，例如，前面所述的某些伤亡并不一定是战争的必然产物，它取决于战事如何组织。战事如何组织以及战争如何筹款这两个问题是可以捆绑在一起的。我们正是将这两个问题捆在一起来评估它的预算含义的。
也可以按下面的方式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场战争的后果以及筹资方式。我们年年都要借几亿美元来维持这场战争。如果战事每况愈下，为退役军人支付的伤残与医疗保健费用就会越来越吃紧。就像我们贷款买车一样，所付利息总额通常与车价本身差不多。战争也是如此：旧债的利息和为还息而新借债务的利息是不断攀升的。在“实际而中肯”的方案中，我们预计这些利息到2017年总计为1万亿美元（按2007年美元价格计算，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事的折现值超过8 000亿美元）。下一届政府也摆脱不了这些债务，而且还面临着那些长期滞后的其他需求的挑战：破旧不堪的基础设施难以满足国家增长的需求；医疗卫生系统无法为相当一部分人口提供服务；教育资源匮乏长期以来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即使拓宽税源，与不发生战争相比，国家债务也依然会增大。在“实际而中肯”的方案中，2017年时国家的债务将达到3.6万亿美元（相当于2007年的2.8万亿美元）；即使到那时，多数医疗补贴和伤残抚恤还仍未清偿。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免费的战争。这是本书传递的一个简单信条，有必要反复地讲。不管怎么说，欠债就得还钱。保守派强调提高税负的成本，认为这是效率损失，是产出角度的“净损失”（deadweight loss）；认为高税收具有激励递减作用。如果哪天我们决定清?这些债务，那么整个国民经济体就得承受数万亿美元的债务成本。提高税收以偿债的额外成本也应当计入战争费用中；布什政府将这些负担推到了我们下一代的身上。如果我们继续延迟清偿这些债务，只付到期利息，那么税负也得提高，我们只能年复一年、永无尽期地品尝着战争酿造的“苦酒”。如果我们听任债务攀升，我们的境外欠款就会越来越多，我们的国家就会贫困交加。借款中的某些债务会损及境内国家和私人投资，会牺牲未来的经济增长。我们要为战争付出代价，但我们还得装作对这些成本视而不见，遥遥无期地推延下去，这也是我们必将付出的另一个?价。这些额外的“到期账单”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战争费用提升一半或者更多。不断累积的利息账单就是此类经济现象的报警器。
无论如何，我们都得偿还这些债务，今天还，明年还，未来的几十年还得还：税收要提高，公私投资要减少，社会公益项目也得萎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发动战争就得付出代价，对一场旷日持久、费用高昂的战争来说，更是如此。战费由四部分组成：过去的费用，未来需偿付的费用，退役军人的医疗及伤残抚恤，国防部预算中潜藏的费用。
加在一起，仅伊拉克一地的战费就高达1.3万亿~2万亿美元，这还没有算利息。如果将阿富汗战事的费用也加进来，“最佳”方案预测的总战费为1.7万亿美元，“实际而中肯”的方案预测的总战费为2.7万亿美元。如果我们将利息也考虑进来并仅将利息计算到2017年的话，“最佳”方案中伊拉克战争的总费用折现值为1.75万亿美元，“实际而中肯”方案中为2.65万亿美元。将阿富汗战争的利息也考虑进来的话，“最佳”方案的总战费为2.3万亿美元，“实际而中肯”方案的则高达3.5万亿美元。这说明，即使在“实际而中肯”的方案中，我们所估算的数字仍然是保守的。但这些还仅仅是预算费用，并没有包括国民经济的总成本，如伤亡者的代价、油价飞涨的费用，以及赤字飙升对投资产生的“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会使未来的经济增长趋于缓慢。
那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的男女士兵，是所付战争代价最高的群体。他们确实会得到一笔伤残抚恤和医疗补贴，但与巨额的战争费用相比，却只能远远地瞠乎其后。但这笔预算费用却至少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起点，并由此展开下一章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