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今天，我们依然记得这些极端严酷的社会悲剧与星火燎原的暴力事件：1885年，杰伊?古尔德与他的雇员们在密苏里州太平洋铁路公司发生了直接对抗，当时古尔德吹牛皮说他可以雇用一半工人来屠杀另一半工人；工人为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的“大起义”以及1886年的干草市场爆炸事件，最后以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受到了合法却不公正的私刑而告终；1892年的荷姆斯泰德罢工（Homestead Strike）反对的是安德鲁?卡耐基的钢铁厂，平克顿（Pinkerton）破坏了工人的团结导致罢工最终失败，当时鲜血染红了孟农加希拉河（Monongahela River）；在1894年普尔曼罢工（Pullman Strike）期间，乔治?普尔曼（George Pullman）（美国工业家和发明家。——译者注）这位工业家长制风格的乌托邦实践者最终破产，导致了生产萧条、工人造反以及联邦军队的血腥镇压。民粹主义者起义的区域从南方人烟稀少的棉花种植园燃烧到了中西部炎热干旱、蝗虫成灾的草原牧场，起义军提出的口号是“少种粮食，多造地狱”，誓要将华尔街这条毒蛇的毒牙全部拔光。
在这个以《圣经?启示录》式预言为特点的时代，终极冲突最为恐怖的景象被民粹主义领袖伊格内修斯?唐纳理（Ignatius Donnelley）的反乌托邦小说《恺撒的纪念碑》（Caesar’s Column）（1891）捕捉到了。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注)的通俗小说《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哈里艾特?比彻尔?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1852）对此也有清楚的描述。其中，唐纳理的小说是19世纪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唐纳理描绘的社会景象异常严酷，有关世界末日善恶决战（Armageddon）的叙述甚至提到了深入华尔街兽穴猎获野兽的细节。“毁灭者兄弟会”（Brotherhood of Destruction）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无产者集团，他们因为不堪无情的阶级压迫与阶级仇恨而被迫铤而走险。他们在华尔街周边地区设置路障，发起了对华尔街的总攻。如果说是否胜利可以用19世纪交战双方确认的肢体摧毁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这次反对华尔街是最终获胜了。但是，真正的恐怖才刚刚开始。胜利的起义军建立了一座“恺撒纪念碑”。这是一座方尖石碑，纪念碑取名“恺撒”是为了纪念兄弟会的总司令恺撒?洛梅里尼（Caesar Lomellini）。这个巨型方尖碑建成于起义之后，它是用水泥和25万具尸体堆积起来的，死者是那些被击毙的金融寡头及其走狗们。为了表明“现代文明的寿终正寝”，那些幸存下来的商人、政客以及牧师被迫参加了建造这座纪念碑的强制性劳动。为了保证它永远不会遭到破坏，恺撒纪念碑的内部填满了炸药，假如任何人想要把尸体移走，这座纪念碑就会被彻底夷为平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