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国民党的"拉出去"还是共产党的"拉出来"，大家都在制造"叛徒"。变化频繁的中国政坛，似乎从来不缺"叛徒"。
中共保卫部门最恨的就是叛徒。对于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叛徒始终是最大的安全威胁。1928 年成立特科，"打狗队"打的就是叛徒。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破获白区大多数地下共产党组织，靠的就是顾顺章等大批叛徒。
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又会在工作场合遇见过去的叛徒，不免反感。山西的阎锡山利用这种矛盾，有意在牺盟会中使用大量叛徒干部，压制共产党员。如何对待叛徒，就成为对中共政策水平的考验。
1942 年 12 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概括情报工作的政策，明确提出："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前提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中央政策解除了下面的顾虑，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注意团
结争取过去的叛徒，两股力量联合对付山西的顽固势力，有效地控制了牺盟会和山西新军。
连叛徒都可以使用，情报工作还有什么禁忌！延安的情报、保卫部门思想活跃，展开关于反间谍方针的讨论。边保的布鲁提出"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社部的陈龙、慕丰韵等人有不同意见。敌我之间的利用关系，不一定能实现完全的转化。后来，这个方针确定为"化敌为我服务"，决定大胆使用国特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边保还提出"重拉比重派"、"重内比重外"、"重上比重中下"的情报组织建设方针，强调重视拉出来、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
思想一解放，工作就活跃了。中情部与各分局社会部大胆开展工作，积极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
正在西安建立秘密电台的王超北，遇到一个线索。1941 年，地下党员武少文告诉王超北，老相识李茂堂希望重新为党工作。李茂堂和王超北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李茂堂被敌人逮捕，自首留于中统，两人分道扬镳。身在中统的李茂堂，其实还是身在曹营心在
汉，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中统兰州站工作的李茂堂急切找党，就委托表兄武少文来找王超北。王超北就此事向西安八办请示。经延安同意，由王超北联系李茂堂。
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李茂堂争取从兰州调到西安，任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从此，陕甘宁边区当面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核心位置埋藏一个共产党特情！统管对边区特务活动的天水行营"党政军特联会报"，会议记录一次不拉地送到延安。延安还有了中统的密码本，漫天飞舞的中统密电，将机密情报白送中共情报部。
进入中统高层的李茂堂，了解到国民党高层"朱系"与"CC 系"的矛盾。抗战初期，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任用亲信王季高
为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CC 派在中央组织部的徐恩曾和陕西党部的杨大乾、李犹龙等人对此十分不满。王超北、李茂堂与潜藏在国民党陕西党部的中共情报员陈子敬暗中商议，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夺取更高的权力。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年会之际，李茂堂带头向王季高发难，质问为什么扣押给上级的报告。不等王季高回答，早已埋伏在门外的CC 派人马一涌而入，锁上大门，切断电话，围殴上级领导！省党部主任委员王季高、组训处长翟绍武被部下打得鼻青脸肿，无路可逃。
打够了，李犹龙才出来解围。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闻讯大怒，一状告到总裁处，蒋介石亲自下令，李茂堂被戴上手铐脚镣，专机押送重庆。
CC 系早有准备，陈立夫、陈果夫也向蒋介石告状。官司打下来，陈果夫接任朱家骅的组织部长，谷正鼎接任王季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
CC 派大获全胜，在西安为李茂堂召开庆功会。论功行赏，李茂堂被任命为中统陕西省室主任、西北局专员，掌握了陕西中统的最高权力。
中共情报部门这个内线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