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法国的刘鼎，曾在德国学习军事机械制造，在苏联学习军事工程设计，回国后在中央苏区造出红军自制的第一门炮第一批炮弹。熟悉现代技术的刘鼎向大家教授收发
报技术，没有电台就用锤子敲击铁轨来演示电码。学员们第一次听说神秘的密码，什么"依位法"、"漏格法"，妙不可言。刘鼎的课程甚至还包括如何投毒、放毒、防毒、解毒，这可都是敌特擅长的手段！
训练班最有意思的是实习。领导上派出两组人员，一组情报，一组侦察，两组互不相识，暗中斗法。七里铺一个学员实习谍报，化装成卖菜小贩，到了预定地点，这老兄把担子横在路上叫卖。三十里铺的学员实习抓特务，一看这人就不像，哪有挡路做生意的小贩？于是，三十里铺学员抓了七里铺学员，一直闹到上级保卫机关才弄清都是自己人。
这期学员也出了不少干部。王林在延安曾任毛泽东的行政秘书、后任北京市民政局长，侯良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杜定华后任新疆公安厅副厅长、新华社纪检组副组长，严夫、张季平后任国家安全部局长，杨岗后任四川公安厅长，伊里后任陕西公安厅长，薛光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乔庄后任云南公安厅长，郝苏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那时的学员，根本没有想到后来的高官重职，入学时立下誓言，做革命的情报保卫人员，把生命献给党。
一期学员毛培春，离开共产党的训练班，进了国民党的训练班。毛培春化名进入军统的兰州训练班，又受军统派遣侦察共产党，成为打入敌特内部的双重间谍。
一期学员杨黄霖出自江苏淮安的大户家庭，母亲肖禹、堂兄杨述、大哥杨道生都是共产党员，现在却要扮做学徒，侦察一个日本理发匠特务。
二期学员郝苏，学习还没有毕业就不见了。郝苏和薛克明两人骑着一匹马去遥远的陇东，薛克明当保安科秘书，郝苏奉命当秘干，潜往国统区西峰镇。
三期的黄彬毕业后被分到军委二局，学习无线电收发与密码破译技术，从此走上秘密机要工作。
三十里铺训练班本来就为了补充地方干部，学员毕业后都分配到各县保安科工作。七里铺的学员本来打算都派往敌区，后来形势变化，边区更需要干部，这些学员也大多留在边保任职。二期的伊里做了保安处秘书。侯波、宋凝等学员年纪太小，还被送到延安中学读书。侯波中学毕业后做过保安处收发，建国后任中南海摄影师，拍摄大量中共领袖的照片。
无论中社部还是保安处，这些训练班的学员，往往比他们的上级文化高，许多还比老干部升迁快。提拔最快的外来知识分子是邹优瑜（邹瑜），这个广西学生当保安处的秘书科长时才十八岁。郝苏也属于外来知识分子，1939 年 2 月参加七里铺训练班的时候，陈昌奉这样的
长征红军干部已经是警察队指导员。七年之后，郝苏任延安市公安局长，陈昌奉还是一个派出所长。如此重用知识分子，那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就没有意见？
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内部倾轧相当厉害。军统内部，就重用蒋介石的同乡浙江人，浙江人之中戴笠最亲信的又是小同乡"江山派"。这种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的特工组织，由于高度的亲密而非常巩固，但是一旦遇到人事更替，就会分崩离析。戴笠坠机死后，可能的继任者立即展开激烈争夺，最后虽由戴笠的同乡毛人凤接班，却也江河日下。
共产党这边，情报保卫机关也有人事问题。特科多为大革命时期的白区干部，保卫局多为手工业工人成份的红军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又大量吸收外来知识分子干部，还有大批当地农民干部，这几类干部能否团结共事？
工作矛盾不说，就是生活习惯差异也大。当时的延安分为大、中、小灶，处长周兴当然是吃小灶，可夫人杨玉英就得带着孩子去吃大灶。
布鲁只是中层干部，却有自己的炊事员，而且爱吃大米。延安见不到咖啡，这个南洋华侨就把馒头烤焦磨面，自制苦咖啡。谭政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