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摧万磨犹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逆境，是对人的意志的最严峻的考验。
祸不单行。在傅雷被错划“右派”之后，当时正在波兰留学的傅聪听说种种传闻，从波兰出走了!
头上戴着“帽子”，爱子远走异国，傅雷苦闷已极。就在这时，苦中加苦，愁上添愁：1958年，傅雷把巴尔扎克的《赛查 皮罗多盛衰记》译出来了，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被束之高阁。自1958年6月至1959年5月，花费近一年时间，译出丹纳的《艺术哲学》。“思之怅怅。 此书原系1957年 人才 向我特约，还是王任叔来沪到我家当面说定，寄出后又搁浅了。 ”
傅雷以译书为业，他没有工资，以稿费为经济来源。译稿不能出版，对于他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是原著有问题 不，不，他译的是法国文学艺术名著。是译文有问题 不，不，他的译笔是一流的。为什么不能印行呢 原因就出在他头上那顶大帽子!
“改个名字，用笔名出书吧!”出版社向傅雷提出这样的建议。傅雷一向淡于名利，改用笔名出书本也无妨。然而，由于他是“右派”而要他改名换姓，傅雷坚决不干。他认为，给他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因戴帽而改署名字则更是错上加错。他宁可不出书，坚决不改名!
据当事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告诉笔者：
全国解放后，傅雷译书最早由平明出版社出版。1952年，我从抗美援朝部队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回北京，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即亲赴上海，与傅雷订约，其译书全归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作为特约译者，预先经常支付优厚稿费，以保证他的生活。他没有工资。
直到“文革”中他逝世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支付他的稿费，是他唯一生活来源。
1958年，傅雷被错划为“右派”，不能出书。我们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当时是周杨和林默涵)，据指示可以让傅雷继续译书，但新出的必须改名。于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室主任郑效洵去函，跟傅雷商量改名一事，傅雷回信坚决拒绝。
上边坚持要傅雷改名，而傅雷坚持不改，这下子怎么办呢 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商定，一面仍请傅雷译书，并按规定支送稿酬，以维持他的生活；一面把他的译稿压下，不发排、准备等他摘帽后出版。当时压下来的，就有《幻灭》等译稿。这事是我决定的。这样做，为的是既不违反上级决定，又能照顾傅雷。傅雷果真一直坚持不改名。后来，他终于摘帽，一大批积压的译稿才陆续印出。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没有半点虚构。我十分敬佩傅雷的品格!
傅雷没有媚骨，唯有傲骨。他的原则性是坚定不移的。就这样，在他戴帽期间，他不出一本书 尽管他仍照常译书。经济来源切断了，他不得不以“预支稿费”的方式维持生活。
在那些苦风凄雨终日绵绵的日子里，周煦良为了给挚友排闷，听说他喜欢书法，便给他送来字贴。傅雷做事，一不做，二不休。他竟练字入迷。他的字日见得体。周煦良忆及此事，曾道：“当时我跟他一起练书法。我无心，他有心。我的字无大进步，他的字大见长进。”傅雷的手稿，成了书法艺术的珍品。正因为这样，“傅雷家书墨迹展览”曾使多少观众赞叹不已。
不久前，香港著名电影演员萧芳芳把傅雷在1961年4月写给她的一封信，赠给傅雷亲属。萧芳芳原名萧亮，苏州人。她因在《梅姑》一片中表演优异，荣获第二届东南亚影展最佳童星奖，一举成名。《苦儿流浪记》也是她童星名作。此后，她主演过150多部电影，如《冬恋》、《紫色风雨夜》等。她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林亚珍》也很受欢迎。她非常珍视傅雷写给她的信。在这封信中，傅雷谈论了他对书法艺术的独到见解，既可以说是傅雷学习书法的心得之谈，同时也是指导青少年学习书法的入门阶梯：
旧存此帖，寄芳芳贤侄女作临池用。初可任择性之所近之一种，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