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张自忠每战必亲临前线,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他从平津以来,就抱着但求一死,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以死来报答国家、民族、长官;以死来唤起广大军民的抗战激情。
张自忠从重归五十九军以来,几乎每战必捷。作为装备劣陋的五十九军,最初并没被那些“眼高于顶”的“大日本皇军”的将领们看上眼。可是,张自忠的平日练兵有素,作为高级将领,打起仗来能生死置之度外,所以尽管他的兵力、装备都处于劣势,但却成为敌人最可怕的对手。
傲慢的板垣征四郎在临沂瞧不起张自忠,结果是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自己也被撤职。此次随枣会战,冈村宁次也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杂牌”军将领身上,对他没有“打起眼”,到头来同样吃了霉头。
久而久之,日军官兵也渐渐领教了这位张某人的厉害。于是,他作为一个不好对付的敌手让日本人又恨又怕又尊敬他。张自忠甚至被他们冠以“现代关公”、“活关公”的称号。把他和三国时的关羽相提并论了。
在五十九军中,三十八师是主力,也是张自忠手中的一张王牌,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也是张自忠手中的一张王牌,历次战斗,他都所至有功,表现不凡。这次随枣战役,指挥三十八师田家集大捷,开右翼兵团胜利之先河,功不可没。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两件对于三十三集团军来说,应该是相当重大的问题。
徐州突围以后,张自忠鉴于中下级军官伤亡很大,这对军队的素质极为不利,为此,在驻马店成立了二十七军团(五十九军)干部训练团,用以培养初级军官。团长是张自忠兼任,董升堂任副团长,教育长由张克侠兼任。
张克侠是中共地下党员,早在1929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干训团成立后,他暗中与叶剑英联系,请中共派遣政治教官和代招一些学生来,以求改进干部的政治素质。
1938年8月初,郑岩平(绍文)、曹荻秋奉命带领在武汉考取的60名学员到达驻马店。其后,又有中共党员宣谛之、张公干、魏岳云和由延安派出的一些教员,陆续来到干训团。于是干训团成了中共地下党在张自忠部的主要活动基地。
这里的进步政治教育,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学员们的思想活跃,爱国热情高涨。
潢川战役期间,张克侠作为参谋长赴前线协助张自忠指挥作战,干训团暂留驻马店,由副团长董升堂主管。董升堂是宁都起义领导人董振堂之弟,但他的政治立场与乃兄迥异,他认为干训团进行的政治教育是宣传共产主义,对团体不利,于是趁张克侠不在的机会,致电张自忠说干训团有异党活动。
张自忠在前线接到来电,即复电令其清理。董升堂便将郑、曹二人抓起来,并对张克侠介绍来的政治教官逐个进行审查,以“公开宣传赤化,目无法纪”的罪名,呈请张自忠严加惩办。
张自忠接到报告,没有加以制止,也未同意严惩,只批示:“除名离团,不追究责任。”
干训团清党事件后,部分学员不满董升堂的反共态度,集体投奔延安。这使张克侠十分被动。虽然他处事谨慎,从未暴露自己身分,但也引起一些人注意。
随枣战役告捷,蒋介石派来慰问团,参谋长张克侠招待慰问团时,对慰问团长讲述了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着重讲了中央对这个部队使用的多,整训少;伤亡大,补充的少。部队日暂削弱。以三十八师为例,原来是甲种师,后来改为乙种师,又改为丙种师,这一师编掉三个团,减少了二分之一的战斗力。
这本是事实,也是从抗日有利着想,但有人却把这些说成是对国民政府不满。总部二处的军统特务向蒋介石告了密。蒋介石认为情况严重,决定除掉张克侠。
蒋介石召张自忠到重庆议事,对张说:“张参谋长负有重要责任,对军队的训练、作战、保密各方面大有关系,应以忠诚之心报效国家才对,相反的还参加异党,心怀叵测,应予从重处分。”
张自忠解释说:“张克侠正直忠诚,认真负责,深谋远虑,卓有见解,是不可多得的谋略人才,在军事方面有独到之处,对五十九军作战谋划大有贡献。因他太重理智,不重情感,言行方面不同流合污,所以有人对他不满,就造出一些流言蜚语中伤,说他的坏话。”张自忠看了一眼蒋介石,见蒋介石尚无不满之色,便接着说道:“既然有人在委座面前告状,我看可不可以调动一下职务,以观后效呢?”
蒋介石想了一下道:“好吧,你打算如何调动呢?”
张自忠道:“那就让张克侠到干训团,专任教育长,让李文田接任参谋长一职如何?”
蒋介石道:“那就按你的意见办吧?”
在张自忠部队将领中,除张克侠外,还有一位中共党员,便是七十七军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卢沟桥事变坚决抗战的何基沣,平津失守后,国民党军一再退让。何基沣愤闷痛苦,对国民党极度失望,为了寻找救国的道路,他渴望了解共产党。
1937年,他在汉口经人引荐,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于次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曾与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见了面,在这里他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如愿以偿地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