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津市多荆棘(9)

他归来后,舆论纷纷,攻击更盛。有人甚至说张自忠和日本人签订了密约,并得到日本赠送的巨款,日本还送给他一个东洋美女等等。汉口《武汉日报》还将此讹传作为新闻刊发,影响更大。连南京政府对他的政治立场也产生了怀疑。

张自忠闻知,内心忿懑,在市政府的一次宴会上,他借酒发泄说“把我张自忠的骨头砸碎,看看哪里会有一点汉奸气味?!”

张自忠于1936年6月18日就任天津市长,至“七七”事变,主持天津市政,恰好一年,连同担任察哈尔省主席,他一生从政共计20个月。

这对于张自忠来说,经历了一生中最为复杂的时期。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蒋、宋3大政治势力在华北的特殊条件下,相互角逐和最终妥协的复杂产物,其政策难免带有多重色彩。一方面,它在名义上是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地方政权,但又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在许多方面受日方掣肘和影响,适应了日本侵略华北的要求,但又没有完全沦为日本的傀儡,和日本存在矛盾和抗争。这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地方政权。张自忠的政坛活动,自然也具有这两面性。

从察哈尔到天津,张自忠自理多起中日冲突事件,与日频繁交往,有抗争,也有让步;在日方要求的所谓“经济提携”中,他没有深刻认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本质,所以对日本人存在幻想,进行过妥协。所以国人对他和宋哲元等人难以理解,从长城的抗日英雄到与日本过往频繁,反差如此之大!?

造成这种局面自然是有原因的。

二十九军是一支杂牌军和地方实力集团,要寻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路。日蒋之间的矛盾和华北的特殊形势,为二十九军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宋哲元、张自忠等正是利用了这两点,才谋取了冀察平津的控制权。但要在这块地盘生存、发展,他们就不能与日本人发生大规模冲突,才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局面。这在二十九军将领认识是一致的,乃至号称主战派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认识都是一致的,如冯曾就如何应付日本人对部下说:“我们既要本着南京政府的指示办事,又要保全现时本军处境。平津是我国著名的大城市,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国内外人士深为关注。若稍有处置不当,即会遭到全国同胞的唾弃,甚至使我军无法生存。但从好的方面说,平津地区不但能满足我军的开支,而且还可以壮大实力,舍此再难得此机会。因此,与日军争端,越往后推迟越好,望你们好自为之。”

其次,冀察当局的对策是由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现所决定的。国民政府预计中日全面抗争将于1938年爆发,在此之前为进行抗战准备,需要避免中日大规模冲突,即所谓“政府抗日准备未周,不要轻启战端”。冀察政务委员会主要使命,就是在蒋日之间扮演缓冲角色。从这个角度,宋张的对日妥协确具有忍辱负重、为国苦撑的性质。也就是说,冀察当局的所谓对日“亲善”政策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宋哲元语)这就是他们的对日政策。

在日蒋间扮演缓冲角色诚非易事,需要忍辱负重,忍受误解;需要强压怒火,委曲求全。张自忠之所以感到“精神上苦到万分”,原因就在于此,否则,用他的话“抗战是国家大事,要是我自己的事,早与鬼子拼老命啦!”

“九一八“以来的历次冲突,无不以蒋介石的失败、妥协告终。因此,宋哲元、张自忠等对蒋介石是否有决心进行和何时才能进行全面抗战,心中没底。在此情况下,若仅靠二十九军孤军抗日,把部队拼光,也只能成为蒋介石妥协的牺牲品,长城抗战就是例证,二十九军伤亡5600余人,取得喜峰口、罗文峪大捷,然而在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下,二十九军的胜利,换来的却是屈辱的《塘沽协定》,使二十九军抗战成果付诸东流。其后,宋哲元主察期间,对日本的挑衅作了坚决回击,结果是宋哲元不但未受嘉奖,反遭罢黜。这对二十九军坚决抗日打击很大。

但是二十九军及其将领们,包括张自忠在内,却仍始终是抗日的,是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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