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对负责交涉的市府第三科科长说：“英国鬼子诈欺取财，这回可不要放过去。”
三科当即通知特一区警察署主任黄子和，把平和洋行火轮扣下，不准起锚，坚持完税。
当时驻天津英国总领事雅斐乐派领事官何伯特前来市府交涉。
何伯特身穿外交官礼服，腰佩洋刀，气势汹汹地来到市府，要求面见张市长。
传达室主任将他引到第三科会客室。
何伯特神态傲慢地嚷道：“我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驻天津领事官何伯特。我奉敝国总领事雅斐乐爵士之命，前来见你们的张市长，向他提出严重抗议，抗议天津市政府无理扣押我国平和商行火轮。并要求赔偿延期费。你去给我通知张自忠先生，就说我何伯特要会见他。”
三科长对这位英国外交官那盛气凌人的态度，摆出一付毫不在意的样子，听完了他的一番气势汹汹的抗议后，淡然一笑道：“好！先生你且先休息一下，在这儿等着，我这就去向张市长禀报，看张市长是否能接见你？请你等候消息好了。”
这位科长倒是真的来向张自忠，禀报了这位英国领事官提出的抗议和要求，并说：“他要求会见市长。市长是否见他？”
张自忠道：“你告诉他，事关商务，可由该洋行与三科洽办。告诉何伯特领事，我忙，抱歉，不能见！”
三科长故意迟迟不来见这位英国领事官，让他一个人在会客室坐“冷板凳”。直让他坐的十分不耐烦了，才姗姗而来。
何伯特强压心头怒火地质问道：“为什么让我等了老半天，才出来见我？”
“我也没法呀，我们张市长事情太多，我去见他，也得排队呀！”
“他能见我吗？”何伯特急不可待地问道。
“张市长说了，这种事务，纯属商业上的事务，可由平和洋行与我们三科接洽办理。”
“你给他说，我要见他！”
“抱歉，你的要求我已向张市长禀告了。张市长说，他现在很忙，不能接见领事先生你，只有请你原谅了。”
结果这位英国领事，气势汹汹而来，却毫无结果地怏怏而去。
第二天，平和洋行派员来到市府，求见三科负责人，传达室按照科长的安排，让来人晾了一个多钟头，才让他进了三科。
科长坚持要平和洋行纳了税，才可放行。来人没法，只得当场开了支票，并附书面申请纳税书，送三科收讫。随后三科把英商平和洋行纳税申请书，抄送英国总领事馆查照，并请转饬全体英商，自即日起，必须一律完税，不得托词。
自从此事件后，所有外商，一律缴纳地方捐。
1936年7月下旬，英租界内8000余户洋车夫，照章在英工部局登记纳捐，叫“起英国捐”；但若去日租界、法租界、意租界，还需“起日本捐”、“起法国捐”、“起意国捐”。就是说一辆洋车，必须要缴四道捐, 才能在各国租界间通行无阻。
当时的车夫，并非车主，他们租的是洋车厂的车，要向洋车厂交车租，也叫“车份”，一个洋车夫，每天除缴车份、车捐外，必须赚1．5元左右，才能维持一家三四口人的生活。他们不仅劳作辛苦，且地位低下。通过各国租界时，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巡捕或乘客的殴打、辱骂。
这天，从天津英租界一幢别墅式的西式小洋房里，走出一个西装革履、碧睛黄发、隆鼻白肤的洋人，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
他走出大门，招呼着一辆洋车，坐了上去，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吩咐：“怡和洋行。”
原来这洋人是英商怡和洋行的官员。
洋车夫不敢怠慢，应了声：“是！”拉起洋车，便向怡和洋行的方向小跑了起来。
20世纪 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各大城市，洋车（即人力车，有的地方叫黄包车）都是代步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所以城市里便有了数量庞大的、靠拉洋车为生的工人——洋车夫。他们大都生活贫苦，自己是买不起车的，只有向洋车行（厂）租车来拉。洋车厂的车，并不是辆辆都是新车或好车，大半都是旧车甚至是破车。所以经常会大大小小地出一点事故。车行老板是不会承担什么责任的，倒霉的事，都总是落在车夫头上。这不，今天拉着这位怡和洋行洋官员的车，在半路上就出事了。
这车拉着拉着，兴许是这位洋乘客太胖太重，在一个稍有下坡的地方，车轮被石子什么“硌”了一下，车身一腾，只听得车座“嘣！”一声轻响。那位英国洋行的洋官员，只觉得他那肥肥的臀部被一个尖尖的物体扎了一下，扎的有点儿疼，他不禁“哇！”在车上大叫起来。
恰在这时，那个车夫，苦着脸停下了车，放下了车把。
原来是车座垫的弹簧断了。这位洋人的洋屁股，恰巧是被断了的弹簧给锥了一下，不过，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仅屁股没有被有扎破，连裤子都没有损伤，严格的说，他那“尊贵”的屁股也不过被那断了的弹簧“硌”一下而已。
洋车夫已有四五十岁年纪，他干这行已是老手了，他听车子的响声，便知道车子出了毛病，这趟算是白拉了不说，还得赔笑脸准备挨顿臭骂。他放下车把，转过身来，还没有来得及向这位洋客人解释道歉。这个英国洋官，便已从车上跳了下来，一伸手便“啪！啪！”扇了车夫两个耳光，接着破口大骂：“他奶奶的，你这个中国猪猡！拉的什么车，把我的屁股都扎疼了！真他妈的混蛋加王八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