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也知道，西方国家在以它们的文明尺度，衡量着这场革命。如果他们能讨西方人的欢心，革命就不会遭遇列强的干预。显然，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跟康梁党人关于革命的争议，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革命会产生巨大破坏。康梁们之所以主张改良，就是鉴于革命造成的流血和破坏，代价过高。然而，在革命前一直鼓吹革命、破坏、大乱和铁血的革命党人，当革命真的来了的时候，最担忧的一件事，还就是秩序。除了少数地区之外，多数革命党都主张杀人最好越少越好，破坏越小越好。曾经利用会党做革命的先锋，一旦革命成功，就大有卸磨之嫌，跟立宪党人一起限制排挤会党。最大的理由，就是要遏制会党的破坏性。
对于那些追求中国进步的人来说，庚子义和团事件是一个巨大的阴影。立宪党人如此，革命党也如此。此后他们的行动，无论做什么，都有一个追求文明的动机，借以跟义和团的愚昧、排外划清界限，甚至争取在行动中修正西方人眼里中国人不文明的形象。革命一发生，多少都意味着动荡，外国人会担心中国人的义和团情结野蛮排外。所以，无论什么地方，革命党人最在乎的事情，是外国人视他们为义和团。追求文明，就是按西方划定的规范，自觉地自我改造，当然首先表现为对西方人的善意。因此，会严格约束自己人，严禁自己辖境内的所有人对外国人有所侵犯。湖南的起义，是由会党龙头大哥焦达峰首领，可起义之后第一份告示，就是严禁侵犯外国人。会党势力较大的陕西，会党中人做了都督之后 [六都督之一] ，各地党徒纷纷设立码头，大开山堂，扰害地方，谁也奈何不了。但是在有些码头做出支持暴民攻击教堂的举动之后，他们的大首领张云山也不得不下令取消码头，不服从的，就派兵镇压。整个革命期间，尽管革命党人未必能掌控全局，但侵犯外国人和教堂的事情，相当稀少，偶尔几次，也遭致新政权的全力镇压。重庆的革命军士兵，上街时携带有两面旗帜，分别写着“中华民国”和“复汉灭满，保教安民”。重庆蜀军政府告示上写道：“兴汉排满，保商卫民；大军起义，鸡犬无惊；衙署局所，教堂教民，一律保护，不许犯侵；如有匪徒，乘机抢劫，军法从事，杀之无赦；言出法随，凛遵勿越！”专门把教堂教民单列出来，作为保护的重点，用心良苦。宁波光复，军分政府出告示，宣布五杀令，头两条都跟外国人有关：“一、拆毁教堂及洋人住屋者斩；二、损伤外国人及本国人民者斩。”
自然，当外国人出面劝告革命政府保持文明的时候，也没有不照准的。武昌起义之后，革命政府原本要进驻邮局检查邮件的，但当身为外国人的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告诉他们，邮政是不可侵犯的，这是文明国家的通例，他们就缩回去了。这位税务司还告诫革命政府，要像保护外国人一样，保护满人。如果满人犯了法，应该经过审讯，不应随意处决。革命政府都一一答应。一个外国记者问著名的革命党人刘公，说是革命党在原来的计划里，有没有杀满人这一项，刘公断然否认。其实，起义本身当然要杀满人，但起义成功之后，杀还是不杀，就不一定了。只是，由于外国人的介入和劝告，革命党人即使为了保持在外国人面前的形象，也绝然不会动杀机了。宜昌盐厘总局的总办，在宜昌光复后，剪了辫子，剃掉了胡子化装逃跑，结果还是被革命军抓住。这时有外国人出面给他说情，说是杀了这个老头，对革命事业没什么好处，但却引起外国人的厌恶。于是，这个声誉很不好的官员就被释放了。只要有外国人抗议他们的权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都会得到严肃的对待。有的地方为外国人工作的中国人，被革命军剪了辫子，只要他们向自己的东家诉苦，东家告到革命政府，肇事者都会得到惩罚。而这种事，在中国人自己看来，都是理所应当的。荆州是湖北境内满营驻防的要地，由荆州将军统领，理所当然成为湖北革命军进攻的重点。但是，在当地外国教会的斡旋下，当地驻防满营投降了。所有满人包括将军和都统、副都统的生命安全，都由教会出面，加以保证。在投降协议上，当地的主教和两个神甫也签了字。当然，这些人就真的安全了。
革命党人每光复一地，对于当地的秩序都是相当在意的。除了会党当家的少数地方，比如陕西、湖南，还有浙江山大王王金发当家的绍兴，进城之后打开监狱释放囚犯之外，其他地方，多半是照旧关押，凡是碰到越狱的囚犯，一律格杀。有的地方，还特意把一些骚动的囚犯提出来，在大会上公开枪决。革命后，为了防止有人趁乱抢劫，革命军和当地商团都会上街弹压，凡是碰到抢劫或者不轨的人，无论罪过大小，一律枪毙。为了保证秩序，革命党人几乎都尊重原来的地方自治，尊重商会自治，尊重乡绅的权力结构。对于乡绅要求镇压骚乱乡民的请求，一律答应，绝对不许农民趁机起来推翻乡绅的统治。总之，革命破坏越少越好，一屋不烧，一人不杀，是最佳的状态。尤其是在有大量外国人存在的通商口岸，革命党人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
辛亥革命是一场中国内部的革命，但也是在中国被拖入西方世界体系之后发生的革命。这个世界的存在，对于看起来似乎是内部的革命，有着极大的制约。革命党人也知道，西方国家在以它们的文明尺度，衡量着这场革命。如果他们能讨西方人的欢心，革命就不会遭遇列强的干预。显然，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在中国的西方人和西方报纸，大多表示了对革命的理解和同情，反而对清军倒是比较苛刻，稍有不慎，就遭致严厉的谴责。起义发生不久，外国使节就把叛乱的革命党人视为对等的交战一方。这在当时的“合法”政府看来，显然是一种不合国际惯例的抛弃和背叛。后来的北洋军和革命军的交战中，只有北洋军屡屡遭到租界的洋人的干预，不让他们在这里架炮，不让他们在那里进攻，但革命军方面，却有诸多的优惠。
当然，革命的目的，原本就是学习西方，采用西方的制度。自然，西方的文明尺度，势必要被革命党人看重，从这个意义上，革命党人也会尽量地文明和遵守秩序。此前为了发动革命而策动的会党，也正是在这个尺度面前，破坏了革命党的形象，导致大多数立宪党人和乡绅，转而支持袁世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