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用一个通俗的例子解释一下，如果政府筹集4 000万英镑的战争经费，通过征税的方式每人每年缴纳100英镑，人们会从收入中节省下来。当战争结束时，课税就结束了。如果政府举债，假定每年只付利息5英镑，人们会认为自己和以前一样富足，本来可以节约4 000万英镑，现在只节约了200万英镑。这样，生产资本的损失就不仅仅是4 000万英镑，而是还要加上3 800万英镑。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核心思想在于：公债不是净财富，政府无论是以税收形式，还是以公债形式来取得公共收入，对于人们经济选择的影响是一样的。公债无非是延迟的税收，在具有完全理性的消费者眼中，债务和税收是等价的。
本质上说，李嘉图等价隐含了这样一种推测，表面上看，税收筹资和债券筹资并不相同，但是，政府发行任何债券都体现着将来的偿还义务；如果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把相当于未来额外税收的那部分财富积蓄起来，这样人们可支配的财富的数量与征税的情况是一样的。
因此，在李嘉图看来，征税和借款在逻辑上是相同的，在一定条件下，公债既同于税收又不同于税收。税收与公债相同，是因为公债的清偿需要增加向公众征收税收才能实现，公债与税收的不同在于，它是以公众未来的税收替代眼前的税收，消费者的纳税义务并没有消除，只是推迟了而已。为此，李嘉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公债只是右手欠左手的债，不会损害身体。
但是，李嘉图的思想渐渐被人们淡忘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另一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他吸收了理性预期的思想，让“李嘉图等价”的思想复活了，把人们重新带回了公债和税收的话题中。1974年，巴罗在《政治经济学》上发表着名的《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一文，用现代经济学理论重新阐述李嘉图的上述思想，他用消费者的利他性重新证明了“李嘉图等价”这一问题。
巴罗认为，公债的持有人是关心后代的，他们不仅从自己的消费中得到满足，还从其子女的消费中获得效用，因此他们在消费的时候会考虑到现时消费对其后代将会产生的收入影响。因此，他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论点：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会将其财产的一部分，以遗产的形式留给他的后代。
遗产的确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人们在临终时，常常将财富留给孩子，财富的这种转移称之为遗产。对于遗产的动机，经济学家们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比如，有人认为，父母的这种行为是出于对子女的爱，另外一些人则解释说，父母似乎以此说，如果你在我活着的时候好好照顾我，我就会把钱留给你。巴罗则提出一种新颖的解释：人们之所以把遗产留下来是因为利他主义的原因--他们关心自己的孩子，并试图通过收入转移来提高孩子的生活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