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搜索和互联网可能带来的危险，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来对互联网实施审查，并通过建立一个防火墙的技术基础设施来自动过滤具有煽动性信息的网站。
搜索公司一直以来都必须处理同其他国家的法律相关的事务。比如说，因为地方法规的要求，在德国和法国，Google和雅虎都要把纳粹仇恨网站从它们的本地索引中过滤出去。而中国政府对于什么是危险的信息，持有更加谨慎的观点。
对于Google而言，中国似乎是个复杂的问题。它的政治和道德文化使你缺乏认同感，可是它的市场大到让你不能忽视。“那些考虑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在开始它们的评估过程时就已经下定决心了：它们不能不进入中国。”谢尔盖说。
到2004年，Google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至少没有公开作出决定。多年以来，Google为数百万中国公民提供中文搜索服务，但是直到2005年年中，它还没有建立中国分公司。这意味着，Google在很大程度上被摒除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之外。
2004年6月，有消息传出，Google悄悄地投资了百度，具体投资数目没有公布。考虑到Google完成这次投资的时间，以及达成这笔交易必须经过中国政府的默许，一点都不难理解Google公司关于中文Google新闻的决定的根本原因―它不希望搞砸了百度这笔生意，还有它将来要在中国进行的任何举动，包括建立中国分公司的计划。
对百度进行小额的投资是一方面，但是要真正进入这个巨大的市场，Google必须建立它自己的分公司，就像雅虎做的那样。从纯经济角度来看，决定很明确：如果你是一家大型的上市公司，而面前有一个庞大的市场机遇，你必须为它投资。
中国问题使Google的两位创办人备受折磨。2004～2005年，Google不停地邀请世界上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到其总部，就此事进行咨询。根据私下参加过这些会面的人的说法，Google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才能顺利进入中国市场。
“他们无法承担不进入中国市场的代价。”一位同Google的创办人探讨过其两难境地的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他们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但是没有谁能够在中国市场我行我素。”
根据这位学者的说法，谢尔盖.布林告诉他，如果自己有权决定的话，他会选择放弃中国，但是他不能束缚Google发展的能力。
“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Google在中国发展的问题，”布林2005年初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对我说，“很多公司会说‘这是个巨大的市场。我们怎样才能分一杯羹？’而我们的重点是我们怎样才能做更多好事。”
布林说，一方面，如果中国的用户不能使用Google的话，Google就在为他们服务这一点上失信了。另一方面，受到审查的服务又违背了他的是非观。“必须要充分衡量得失，企业必须要有责任感。”
更糟的是，如果Google决定对中国政府妥协的话，那么人们自然就会开始指责Google曾经在其他许多地方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最重要的不是对中国政府的这一次让步，而是这次让步会成为与Google进行谈判的先例。也就是说，在Google进入任何一个市场之前都要一一同这里的当局来谈判，到底要采取何种程度的检查制度。”谢尔盖总结道，“如果中国成功地使Google让步，为什么别的国家，甚至是一些大的跨国公司，不能在发现Google的搜索世界里流传着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时，提出抗议并要求Google让步呢？”
这想起来还真是很奇怪，7年前，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以“组织这个世界上的信息，并使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获取和利用它们”为目的建立了Google公司；而今天，他们却在考虑自己是否要承担起全球经济道德警察的职责。但是，不管他们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到底是进入中国市场还是不进入，都会严重影响数十亿人的生活，更不要说数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当然，任何一家规模庞大且非常重要的公司都会面临像中国问题这样复杂的难题，但是，Google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是一家与众不同的公司，一家以我行我素和反传统为原则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