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奇和布林嘲笑那些沦为“商业化”和“广告导向的”搜索引擎，并且举例说明“广告商业模型”如何不能符合“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搜索”。他们写道，假如一个用户搜索移动电话，排名最靠前的结果却是报告驾驶中使用移动电话会因为分心而带来的危险结果，尽管这种搜索结果可能会被网页排名运算法则认定为非常重要，但可能激起移动电话广告商的抗议。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指望广告为搜索引擎提供资金支持，将会天然地偏向广告商并且背离消费者的需求。”
佩奇和布林提出的搜索系统――塑造了共享信息、一切都要进行 测试、把用户而非广告商当做国王的工程师团队――反过来又受到斯坦福大学和当时网络文化的影响。哈佛法学院教授、作家和知识分子领袖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Lessig）对“网络大脑”一代评述道：“他们把自己定义为反微软的工程部落的一部分。”它的另一面意思是形成完全相反的直觉。微软的方式是“你们将依靠我的规则生活”，其对立面则是“不，我只是想创建它，无论你想干什么都可以自由使用。我只是想让你能做你想做的事情。”Unix的哲学是：给我少许代码你就能把它嵌入任何你想嵌入的东西中。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斯坦福。这同样也是网景的哲学，出于同样的考虑，这个从马克·安德森发明的浏览器发展而来的公司宣布，将向浏览者披露源代码，新的开放源代码的浏览器不久之后将会命名为Mozilla。
“部落”内部的情况介绍获得了成功，教授和研究生们都成了听众。佩奇和布林为互联网用户解决了问题，正如莫特瓦尼所说：“这将改变互联网的使用方式！”这些话令人振奋。莫特瓦尼确信，互联网公司将使用手段购买技术，而且据布林说，不久之后，两位合作伙伴就开始向各种各样的硅谷公司游说，所有公司都有可能通过转让取得谷歌的所有权，但很显然，即使新的传媒公司，也是在迟疑地观望。
1998年是谷歌组建公司的一年，乌托邦的理想从硅谷辐射开来，影响到整个互联网。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办人兼执行主任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lasNegroponte）出版了《数字化生存》（BeingDigital）一书，宣称互联网将引领新一代“摆脱许多旧的偏见……数字技术可能成为使人们进入一个更加和谐世界的自然力量”。互联网承诺，免向用户收取定金和租金，避免让用户收看俗不可耐的、让人误解的广告主宰的电视。数字公司头脑发热地吹嘘他们的“流量”和“页面访问量”以及“市场估值”，对于少得可怜的收入和并不存在的利润则视而不见。“新媒体”执行人员东奔西走去参加“传统媒体”出席的会议，心情愉快地侮辱他们：“你们这些家伙根本不懂数字化！”他们嚷道：“要开放！把你们的内容与人分享，扔掉你们那些昂贵的印刷机，使用互联网作为促销平台，你们的业务就会增长。”但究竟怎样赚钱？没有人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