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的时候A城下了雨，这地方就是雨多。我从小就烦下雨，一下雨我再好的心情也能变得很坏。所以，我拿着稿子到刘老板的单位找了一会儿我就烦了。我用手机大声地说让他们下来个人接我。这时候一辆白色的丰田开过来了，走到我面前突然的加速把我的裙子弄了好多泥水。我说了一句神经病，那人就把车子停下来了。我以为他听见了，结果是他进商店买烟去了。我就一下子坐到了没有关的车子里。想着怎么样出出气。
男人吓了一跳，他迟疑地说这是你的车吗？我说不是，但你把我的裙子给搞脏了。没见过你这么开车的！我是你老板早把你开了。男人松了一口气，说原来这样呀。你说吧多少钱？我皱了一下眉说你以为这是多少钱能解决的吗？你以为我就缺这几个钱？实话告诉你吧，我动动笔就是几千块。你以为啊？我朝他晃了晃手里的稿子，昂首挺胸地走了。
刘老板是个很胖的中年男人，他胖乎乎的手握住我的手一个劲地摇晃。他说孙小姐，我们还是老乡呢，你山东我河南，咱们能在这么远的地方见面真是缘分啊。
客套了一阵子，他就看稿子。他说孙小姐的文笔太好了，我都感动了。但有一点我怕通不过王载的手，王载你不知道吧？他是我的老总。我虽然不是写这个的，但有一点我觉得不太好，那就是我们要的是商业新闻不是小说。孙小姐，你能不能再改一下呢。
我有点儿羞愧难当。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写新闻，虽然我曾经在报社呆了两年，但我对新闻尤其是对这种商业性的新闻很有偏见。我宁可去编我那永远挣不了多少钱的诗，也不愿意写这种文章。
我来到A城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为了忘掉大伟，第二个就是想在这个城市里创造一个奇迹。我希望我用一年的时间来出一本诗集。
你知道我喜欢写诗，我最大的梦想就想当一个诗人。
可是A城却把一个诗人的梦想给枪毙了，我委委屈屈地跑到一家报社，表面上是社会部的新闻记者，其实是一个打杂的料子，只要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老总就把我折腾出来。
王载让我把稿子送到他的办公室去。然后他签字后给我拿支票。我本来不想去的，但为了那几千块钱的稿费我还是去了。王载的办公楼在宝安。我来A城这么久了，对A城还很陌生。除了知道一个东门一个华强北外，去得最多的就是肯德基和麦当劳了。刘老板说好了送我去的，后来他又没时间了，抱歉地往我手里塞了100块钱。我没要。刘老板的脸色就不好看了。这让我想起在香格里拉吃饭的事。那天，刘红过生日，她死活硬把我拉去了。席间，桌子上的男人喝了酒就有些不知道姓啥了。说了一些在我看来很是过火的话，一个瘦瘦的男人还摸了我一把。我就坐不住了，坚决要回去，刘红的一个男朋友就从屁股后面掏出一叠钱出来，在我眼前炫耀地甩了甩，从中抽出两张让我坐的士回去。我的思想还没有接受A城的这种礼节。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拒绝了。后来，刘红就埋怨我不懂事。她说A城的有钱人就是这样，你不接他以为你看不起他。那天我男朋友好生气哟。他们都很绅士。有钱的绅士！
我心不甘情不愿意地跑到那儿。
推开门的瞬间我愣住了。这不就是那天开车溅我泥水的男人吗？难道他就是王载？王载却没有我表现得那样吃惊，他淡淡地伸出手说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我心里说这世界怎么这么小啊。
王载看了一遍文章就在后面签了字。正当我庆幸的时候，有一个男人来找王载。他抱歉地看了我一眼说：你等我一会儿。
我坐在那儿，我生平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等人。尤其在别人的办公室等人。我就那样一本正经地坐着，桌子上有报纸还有一些书刊，我很想把它们拿过来看一看。可我明白这是在别人的办公室里。从小母亲就让我知道了没经过别人的允许是不能动别人的东西的。所以我只能坐着。所以我就等得很不耐烦。我希望办什么事都和我吃饭一样飞快地完成，飞快地走人。但在快拿到支票的节骨眼上却有人来找他了。人家就说了句抱歉就把我扔在这里了。我觉得他是不是故意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我打发走。他只要一句话我就能从会计那儿拿到支票，我就不用在这儿傻乎乎地坐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