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渣甸前来广州的那一年（1802）年初，东印度公司在评估这个禁令的实际效果时认为：禁烟令在内河有效，但它的力量不能到达澳门。澳门葡萄牙人大规模从事鸦片买卖，从未中断过，“该处（澳门）是我们（东印度公司）获取现款并向孟加拉国签发票据的主要来源”。
同年3月29日，东印度公司在一份报告中讲述当时中国的鸦片贸易情况时说道：“尽管中国政府下达了禁烟令，但鸦片的消费量无疑是在大增。大概15年前，每年的进口量约为2 000箱，从那时起，如果价格适中，有好几次曾达到4 000箱。但由于（在印度）减少了种植，同时在加尔各答限制了销售，其结果是使孟加拉国的头道贩子以及中国的消费者都感到价格太高。这样，中国的鸦片销量就减为3 000箱，这个数量可以认做是当前中国市场的需求额。”
清政府的禁烟令，并没有起到理想的效果，随着地方官员的更换而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写道：1799年的禁烟令“只不过是重述早已实行的命令，由一位刚上任而有良心的严厉的官员公布，他希望国人不再陷于吸食这种有害的麻醉品的恶果……这个法令的实效随立法者迁调而终止，自从他离开后，售卖这种货物就毫不困难，正如他未到任之前一样”。
正在这里从事鸦片贸易的比尔兄弟，一定给了渣甸非常深刻的印象。正是鸦片生意，成了渣甸日后扬名立万的制胜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