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煽起的“揪军内一小撮”，搞得军队人心惶惶也很不满，提出了批评。
几十年革命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练就了周恩来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具备的坚定的斗争精神与灵活的斗争策略高度结合的才能，练就了周恩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在文化大革命党的领袖的严重失误与林彪、江青一伙利用这一失误肆意横行相交织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更多的是采取种种迂回的、韧性的斗争方式，但也并不是一味地迁就、退让和忍耐。一旦时机成熟，周恩来会像闪电一样，迅猛出手，给作恶者以致命的一击。
物极必反，作恶者必自毙。中央文革一伙没料到他们迫不及待的赤膊上阵，把他们操纵和煽动造反派夺外交权、夺军权的阴谋来了一个充分暴露，给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出击的机会。
周恩来看准了这一时机，决意给狂妄的中央文革当头一棒。
8月25日凌晨1时，周恩来开完中央文革碰头会后，单独找跟随毛泽东南巡，中途回京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谈话，并要他直接去向在上海的毛泽东请示报告。
杨成武将军后来回忆说：
周恩来在向我讲了各省的情况后，又谈到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谈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的事，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并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还给我一份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我转送给毛泽东。
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委托我报告的事项。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对我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力）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力大些，关（锋）听王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
稍停，毛泽东喝了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纸和笔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个人汇报，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马上请总理办。”
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我又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请他过目后，直接乘车驶向机场。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
4个月之后，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江青手下名副其实的“车、马、炮”，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他们实际上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的代言人。许多江青不便说或不便做的都是由他们去说和做。由于他们有中央文革成员的特殊护身符，更仗着他们与江青、林彪的铁关系，要拿掉他们，当时在一般人看来，那都是不可想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