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也都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和造反派的冲击。
一些造反派为炫耀自己的“能干”，甚至把有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揪到北京，游街示众。
周恩来曾派自己的联络员转告造反派头头，制止这种乱揪乱斗的行为。
毛泽东对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做法也有不满。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周恩来参加陪见。
谈到眼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
2天之后，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击老干部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和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吗？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吧！
毛泽东这么一说，周恩来心中有底了。他根据毛泽东要保江华、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等人的意思，顶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压力，把保护范围扩大到所有受冲击的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并把他们接至北京保护起来。
周恩来先指示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几位副总理写出报告，然后由他把报告送给毛泽东批准。真可谓用心良苦。
2月初，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先后两次写报告给周恩来，提出把一些省市委的负责人接到北京。
2月8日，周恩来将这两份报告转送毛泽东批准，并附信建议：对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均拟先接来北京养病。
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这样，在周恩来和造反派的直接交涉下，受冲击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陆续被接至北京养病。名为养病，实为保护。
2月9日晚上，周恩来通过军委一号台要通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电话。
“得志同志，你还好吗？谭启龙同志现在在哪里？”
文化大革命中，谭启龙是遭受冲击比较早的地方领导干部之一。1966年11月初，红卫兵要求参加省委为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劝阻无效，学生冲击会场，并押谭启龙上北京。红卫兵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1）要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谭启龙；（2）要求在京游行（即游街）；（3）要求拨给经费和两辆宣传车。对此，周恩来明确答复：（1）10万人大会不能开；（2）游行不能搞；（3）委托陶铸、谭震林同志出面处理。在周恩来、陶铸、谭震林等的直接干预下，公开批斗谭启龙的大会被取消了。谭启龙回到山东后，在一月夺权的狂潮中，又被造反派关押起来了。
“总理，谭启龙同志前两天刚从青岛被押回到济南，听说现在被关在山东医学院。”杨得志回答说。
“好。得志同志，请你立即派人把谭启龙同志从造反派手中接出来，并由军队护送到机场。毛主席指示，让谭启龙到北京来休息一段时间。明天早上7点，中央派飞机到机场接谭启龙同志来北京。”
“总理，你放心，我一定找到谭启龙同志。”
晚上10点，杨得志司令员派出的人直接把车开到了谭启龙被关押的地方——山东医学院教学楼。
开始，造反派拒不交人。军区来的人斩钉截铁地说：“中央有紧急指示，要谭政委马上去北京。”谭启龙那时还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
谭启龙被接上汽车，来到军区五所，换了一部车后，未作停留，直奔机场。
谭启龙心里有点纳闷，不知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但从那些人对他的态度上看，又不像是造反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