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大闹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不到2个小时，周恩来连续接见两批群众组织代表，对中央文革一伙操纵造反派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的行径发出了怒吼。
晚上9时半，周恩来接见内蒙古自治区造反派代表，说：你们公开在街上骂解放军，这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有人冲军区大院，贵州有人还要缴军区的械；长沙不仅冲了，而且进驻了军区大楼；北京冲三座门，抄了萧华主任的家，要找徐向前副主席辩论，这样完全是对解放军不信任。我们在去年二三月份做梦也没有梦到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不是先知先觉。你们可以看一看你们的那些口号是不是合适，什么砸烂??狗头，新疆甚至有人号召解放军要举起枪来，这说轻点是天?，说重点是误入歧途了。如果外敌入侵，冲锋陷阵的还是几百万解放军和几十年的老干部。军队搞乱了，怎么保卫文化大革命？怎么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次日凌晨2时半，周恩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向他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怎么能把老干部统统撤掉呢？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老干部都打倒，我们都靠边站，把国家大事都交给你们，你们能承担得起吗？如果让你们这样做，我就要犯罪。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不能这样无休止的搞下去了。对外经委的方毅同志入过狱，中央审查过没有问题，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他被停止工作斗了一个多月。对干部一斗就是几十天，张霖之死了，他被捕过，煤炭部造反派、矿业学院造反派就是抓住他不放，斗了四十多天，他是怎么死的我还不知道。我心里很难过。你们把段君毅（时任一机部部长）、王磊（时任商业部副部长）抓走，这样搞怎么行？必须把抓走的人交出来。我们感到，你们是以敌对的态度来对待领导干部，几十年的战友，你们不感到我感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主席一向反对。现在这样的斗争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并把照片登报纸、传单，给外国记者。我想到这些就心里难过。我是不会流泪的，任何时候我都能挺下去。
就在这次接见中，周恩来下令当场逮捕了操纵造反派“砸烂”财政部党组，要打倒李先念，抢夺财政部业务大权的财政部副部长????可以说，周恩来的上述言论和行动，其精神实质与“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的言行是一致的。只不过在表现方式上不一样。
以上是周恩来对“大闹怀仁堂”所持态度的心理内涵的一个方面。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从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上考虑，周恩来根据自己对情况和局势的了解与分析，他又不希望这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发生这样面对面的斗争。因为周恩来非常清楚，同中央文革一伙的矛盾与斗争，既是尖锐的，然而又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复杂性就在于党的领袖毛泽东的严重失误与林彪、中央文革一伙肆虐横行的错综关系。
中央文革，这一极左的历史怪胎，大唱“革命”高调，擅玩阴谋诡计。他们迎合和利用毛泽东的一些错误认识和错误决策，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骗取了相当程度的信任。
毛泽东希望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林彪、江青一伙表面上十二万分地支持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他们不是要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是要真乱，越乱越好，最终目的是在乱中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但是，毕竟在“天下大乱”这一阶段，林彪、中央文革一伙拍上了毛泽东的思想节奏。
因而，林彪、中央文革一伙的某些“大乱”活动，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认可和支持。而林彪、中央文革一伙正是以此为“尚方宝剑”，有恃无恐。谁要反对他们，就给谁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以至于“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成了当时的一条重要“刑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