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当初我选择读了理科班，但喜欢舞文弄墨，偶尔写点诗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潜意识里受了梅的影响。尽管现在看起来，那些所谓的诗最多只能算作打油诗，但是我当时乐此不疲，经常于老师讲课时，在下面写写画画。
记得有一次写到得意之处，还偷偷笑出了声，弄得老师莫名其妙,从架在鼻尖的眼镜上方射出一股关切的光，旁边的同桌想溜到厕所去玩，马上用脚踢了我一下，我心领神会。
同桌摸摸我的头，举手报告：“老师，他发烧，还不轻，我送他上医务室吧。”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去吧。”老师语重心长地说，然后继续讲他的课。临出教室门的时候，老师感叹：“你们这些空巢儿，爸妈在外不容易，你们也不容易啊，你们同样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有功之臣，可要照顾好自己。”
知道我们把戏的同学在那里拼命忍住笑，在同桌的搀扶下，我弱不禁风地走出教室，拐了一个弯，立刻脚下生风，直奔厕所。
那是我为数不多的逃课行为之一，因为我总想领略一下逃课的滋味儿到底是什么，想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同学老喜欢在上课的时候跑到厕所去玩。
通过那一次逃课，我总算弄清楚了其中的原因。
在我们班上，其实不仅仅只是我们班，几乎在大多数的班级，都有少数的几个人，总是在上课的时候找这样那样的理由，向老师请假，要上厕所。
尽管是高中生了，按理不应该有这种现象存在，但是，它却以一种不合理的方式存在着。
这也成了老师与学生“斗争”的焦点之一，学生要“方便”，你如果不准许，就是专制，学生就要“维权”；作为老师一方，为了对学生负责，有时想揭穿学生的把戏，但又拿不准到底是不是真的内急，同时出于关心与爱护，所以大都宁可信其有，这就给了那些不自觉者有可乘之机。所以，老师无奈地调侃，把这种上课爱上厕所的行为叫做“厕所综合征”。想想，当老师也挺难的。
吃过晚饭，帮奶奶收拾了碗筷，准备到里屋去看电视，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梅打来的。
梅在电话里问我寒假怎么过的。我说不好玩，成天混日子,老爸老妈没有回来，家里冷清清的，一点过年氛围都没有，还不如待在学校有劲儿。在学校至少还有个篮球拽，哪像现在，烦死了！
梅在电话里说：“你娃身在福中不知福，一个人，没有人管你，多自在啊！拿本书，到山坡上去看，忘却烦恼，心灵形释，与万化冥合，岂不是人生一大快事。”
我说：“你想叫我日后当和尚啊，给我灌输这些思想？我在红尘还没有混够，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享受，别来毒害青少年。拜托。”
梅说：“我就想那样。”然后沉默了许久。
我说：“你别吓我，我可胆小，万一……我不想在大年触霉头。”
我和梅关系很好,所以特别随便。但是那时，我们之间，纯粹是好朋友的关系，绝不是同学想象的情人关系。尽管在以后的日子里，痛彻心扉的感觉弄得我们遍体鳞伤。
梅说：“万一……你会怎么样？”
我说：“我哭啊。哇哇哇……”我对着话筒，乱吼一气，梅在那边嚷:“我的耳朵啊！”
我在电话这头哈哈哈哈，大笑一通。
“说正经的，”梅说，“你看什么书？”
“《红楼梦》。”我随便胡诌。
“是吗？我也正在看这本书，你喜欢里面的哪个人？”
“你呢？”我问。
“喜欢妙玉。”“什么？一尼姑，有没有搞错哦？”
“你呢？”梅问。
“薛蟠。”
“那个呆霸王？”梅笑了，我很少看见她笑。“为什么？”
“他懂得生活啊，尽管作的诗狗屁不通，却晓得男女通吃。”我在这边邪笑。
“下流！”梅在电话里啐了我一口，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搁了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