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周恩来在叶剑英、韦国清的陪同下飞抵河内吊唁胡志明。与胡志明遗体告别后，周恩来当天就飞回了北京。
苏共中央派柯西金前往越南吊唁，并希望同周恩来接触。但当柯西金到达河内时，周恩来已经离开了。
周恩来此举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美联社华盛顿9月5日的电讯说：美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地位不低的官员对周恩来避免与柯西金打交道离开河内，感到非常高兴。周恩来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这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然而，就在世界各方对周恩来河内之行作各种推测和议论时，9月10日，我国驻河内使馆发回急电说：柯西金想在回莫斯科途中路过北京，提出要跟周恩来总理会晤。还说要等回话。
中共中央在接到电报后，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决定同意周恩来与柯西金会面。
作出这个决策是很理智的，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当时极左思潮还很盛行。
关键时刻，外交决策大权还是掌握在毛泽东、周恩来手中。
在周恩来看来，柯西金在苏共内部对中国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也是比较冷静和现实的。据有关消息，苏联国防部部长安德列·格列奇科极力主张使用几百万吨级的原子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而比较现实的柯西金等人不赞成这样的计划，认为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不仅仅杀死中国人，也会杀死远东的苏联公民和与中国接壤的其他国家的人民。苏联军方又有人提出用少量的核武器对中国的核力量施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但柯西金等人也认为不妥，弄不好会使苏联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其后果也许比美国在越南的处境更糟。
周恩来还觉得，只要苏联方面愿意坐下来谈判，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中苏冲突及边界争端问题是可取的，符合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和平外交立场。但是，我们对苏联领导人不抱幻想。
1969年9月11日10时50分，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同柯西金举行了3个半小时的会晤。两国总理就中苏关系的紧迫性问题交换了意见。
周恩来说：“约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当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万年以后，社会也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嘛！五年前我送你到北京机场途中也说过嘛！”
柯西金点头称是。1965年2月，周恩来与访问越南途经北京的柯西金举行了接触性会谈。
谈到边界冲突问题时，周恩来说：“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你们认为的“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周恩来讲的肺腑之言。当时，那场“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就足以使中国忙不过来。
“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
说到这里，周恩来显得有些激动，不由得提高了声调：“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最后，周恩来诚恳地提出：当务之急是在谈判解决问题之前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双方首先就此签订一个协议，进而恢复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
